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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数字贸易中的全球价值链参与风险

近年来，数字贸易作为依托数字化技术实现的贸易活动，涵盖数字产品和服务交易及数字化贸易流程等，迅猛发展成为国际贸易新引擎。中国发展数字贸易具有诸多有利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数字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需统筹发展和安全，关注并防范全球价值链参与风险，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世界各国不断加大对数字贸易的投入和支持，推动数字技术在贸易领域的广泛应用，数字化进程正在推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消费发生深刻变化，跨境电商等新兴业态迅速崛起。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数字贸易发展上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和资源优势，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规则。发展中国家则在努力追赶，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数字贸易发展路径，亚太地区典型代表包括《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然而，全球数字贸易发展也面临一些共同问题，如数字鸿沟的加剧，部分地区和群体因技术、基础设施等限制，难以充分参与数字贸易；随着数据跨境流动的增加，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日益突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尚不完善，各国在规则制定上存在分歧，导致贸易摩擦和不确定性增加。

我国是世界数字贸易大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网民数量，数据资源十分丰富。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提供了丰富的贸易数字化应用场景，叠加大量数字创新人才的智力支撑，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5G、移动支付等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和应用成效显著，具备在数字贸易领域实现创新发展的技术基础。顶层设计不断完善，自2019年首次提出“加快数字贸易发展”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数字贸易发展。国际合作取得明显进展，突出表现在：一是在WTO电子商务谈判下先后提出电子支付、跨境电子商务、跨境数据流动等提案，多数被纳入共识；二是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谈判进程；三是开展双边和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签署10项包含数字经贸章节的自贸协定，与东盟、秘鲁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也纳入了相关议题。

在国际环境中，我国数字贸易发展仍有不少需要防范的问题，特别是与领先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从发展角度看，虽然总体规模已跃居世界前列，但仍面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等挑战。从开放角度看，数字贸易更多涉及服务业。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还有待增强，大量生产性服务如专利、咨询、会计、教育、金融等都需要进口。从规则角度看，我国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尚未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中式模板”。从数据泄露角度看，反映国民经济整体情况的产业信息、商业机密、国防安全等大数据，如果被他国窃取，将使整个产业发展情况完全暴露在外。从治理角度看，国内数字市场体系建设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统一高效有序的数字市场，面临被相关国家“数据流动圈”排除在外的风险。

应对上述挑战，首先要统筹开放与安全。这既是提升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妥善应对潜在风险的前提。一方面，需要积极推动数字贸易开放，推动智慧物流、远程医疗等新兴领域的发展，积极探索数据贸易，提高数字知识产权服务、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软件、算法算力等新型数字贸易比重，提升数字贸易价值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强化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增强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突破数字技术“卡脖子”难题。

其次要完善数据监管体系。在数据跨境流动量逐年上升的背景下，防范大数据泄露风险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加强立法协调与统筹，建立统一的数据跨境流动法律体系，制定既能维护国家数据主权、筑牢安全屏障，又能繁荣数字贸易的综合管理体制。同时，要重视行业自律组织和企业的作用，发挥其更为熟悉自身数据重要性的特点，在根源上防范数据跨境流动带来的风险。推动数据安全技术创新，需要密切跟踪全球规则动态，加强同国际组织合作，不断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成果，确保数据得到有效保护、合法利用、有序流动。

最后要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呈现分散化、碎片化态势，亟须加强国际协调合作。我国要依托自身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与监管实践，积极参与全球规则谈判，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在多边层面，坚持规则导向和多边治理模式，利用WTO平台宣传我国数字贸易开放理念，共商共享数字贸易发展机遇，努力缓解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最大限度激发数字贸易市场活力。在区域层面，深化与各区域集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