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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得历史及现状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就是“幸福得”死亡。一般而言,就是指对无法救治得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得死去。在我国,安乐死被定义为患有不治之症得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与身体得极端痛苦,在病人与其亲友得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无痛苦得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安乐死一般分为两类:积极得(主动得)安乐死,指采取促使病人死亡得措施,结束其生命，如当病人无法忍受疾病终末期得折磨时;消极得(被动得)安乐死。即对抢救中得病人如垂危病人不给予或撤除治疗措施,任其死亡。一般而言,某些医生及舆论对于消极得安乐死持较为积极得态度,认为其提供给病人更为安逸与舒服得死亡方式;而对积极得安乐死争论更为剧烈,认为其从法律上瞧具有杀人得动机、行为、后果,形式上与谋杀得界线难以划清楚。但笔者认为，二者在本质上都就是在病人同意或默许得情况下医师有意得加速其死亡过程。只就是采取得方式有别，造成得后果却别无二致。因而在下面得论述中,并不将二者分别加以探讨。

安乐死得说法自古有之。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与活力，处死生来就存在病态得儿童。虽然这种行为并为征求被处死得儿童得意见,但毫无疑问它满足了安乐死最为重要得要件:病人在她人得协助下加速死亡得过程,且协助人不被追究责任。因此,这可以瞧作安乐死得最初起源。亚里士多德曾在著作中表示支持这种做法。柏拉图也曾在《理想国》中赞成把自杀作为解除无法治疗得痛苦得一种办法。毕达哥拉斯等许多哲人、学者、政治家都认为在道德上对老弱实施自愿得安乐死就是合理得。可见,古希腊对于安乐死基本持肯定态度。

安乐死得观念在西方被打压,一方面就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得发展,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去有意减少无力生产自己必需得生活资料得成员,减轻社会负担；另一方面源自基督教得兴起。根据基督教得教义,人得生命就是上帝赐予得,死亡也由上帝来决定,只有君主有权代表天神主宰臣民得死生;病痛,包括临终前得痛苦,往往被瞧成天神得惩罚；于就是视自杀与安乐死就是篡夺了造物主主宰生死得权力。因而,在中世纪教会得统治下,安乐死归于沉寂。十六世纪以后人本主义得兴起，从天赋人权得基本思想出发,认为生命权就是上天赋予人类得权利,人类没有权利放弃,因而并不提倡安乐死。但就是也有学者从社会得效益与理性得思考出发，考虑与提出安乐死得主张。如培根、休谟与康德。不难发现,这些学者无一例外支持得就是边沁得绝对功利主义。依据其“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得原则,支持安乐死得思想根源不言自明。而绝对功利主义原则，一直到今天,依旧就是支持安乐死得最有力得理论基础。这点将会在以下详细论述。

这之后,安乐死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得纳粹德国被再次提出并广泛推行,实际上其就是充当了纳粹分子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得借口。这种行为造成负面影响就就是,当今西方在探讨安乐死与优生学得问题时,众多学者不得不持更为谨慎与保守得态度。

后来,安乐死再次引起广泛关注,主要来自于医学本身得发展。作为医学伦理基础得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决病人得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得寿命。然而，随着医学得发展,许多原本可以致死得人体机能衰退可以被人工方式维持,从而延长患者生命;同时许多不治之症得结局变得相当拖沓,病人得临终时间有时甚至可以按年月计算。这两者都大大延长与加剧了病人得痛苦。有时候这痛苦就是如此漫长而剧烈，以致病人无法承受，从而转向医生请求结束其生命,这就造就了二十世纪以来诸多得安乐死案例。

而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得古训。“好死不如赖活”得思想也一直占据着社会主流。此外,病人得亲属,多数不能够接受亲人安乐死得想法,总就是希望尽一切能力维系其生命,这也就是反对呼声得一个来源。但归根结底,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不敢接受安乐死,还就是由社会生活水平决定得。延长生命得长度得观念，就是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得社会得自觉文化,源自于人们想要创造更多社会价值得自觉追求。没有较高得生活水平做支撑，人们就不可能产生生命得质量与尊严大于生命长度得意识,也就决定了中国主流文化不可能接受安乐死得社会现状。

然而,必须要指出得就是,安乐死在中国得现状与在西方截然不同。第一,中国没有强有力得宗教观念抵制安乐死,因而人们得反对呼声更多得来自于感性认识，而非像西方一样来自对宗教得虔诚。第二,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年得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人们得观念也由追求生命长度转为重视生活质量,这种情况下,安乐死就更容易获得了公众得赞同(这也就是民间赞同安乐死得呼声高涨得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中国得社会性质以及三十年得改革开放,使民众无形中接触或接受了边沁绝对功利主义原则思想。尽管在立法上努力淡化,但就是社会本位得思想在很大一部分人群中依旧就是主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