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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的人

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不能没有说真话的人。让谁来说出真理？命运不仅要选择有识之士，还要选择无畏之人。

奏谤

清朝有个规定，要出访各国的大臣都写日记。日记要将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具体记载，随时咨报。郭嵩焘将他的出访日记抄寄一份，给了总理衙门。这份日记两万来字，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为名刊印出来。书一问世，就引爆了舆论。

有个名叫何金寿的人，时任翰林院编修，为日讲官，出来弹劾郭嵩焘，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何某同事、翰林院侍讲张佩纶更主动，请朝廷撤换使臣，否则将有违民心。还有那位李慈铭在日记里对郭诛心：“诚不知是何肺肝，居心何在！”

那时，皇帝尚未亲政，一切都由太后做主，慈禧太后好像忘了她曾经对郭嵩焘的承诺，放任朝野上下攻击他，并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

后来，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还提起此事：“光绪二年，有位出访英国的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也许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当《使西纪程》被诏令禁毁时，李鸿章却自称反复看了四遍，并在给友人的信中为郭嵩焘鸣不平，说“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朝野却如此参毁奏谤，唯恐达官贵人从今皆引为鉴戒，噤声若寒蝉，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郭嵩焘远在国外辩解了几句，便遭严旨申斥，斥他“固执任性”，所见实属褊狭，本应马上撤回，严行惩戒，姑念其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务尚能妥当，所以宽大处理，如若固执己见，则以国法论处。

郭嵩焘想起太后召见时，言犹热耳：“你只一味替国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这话还算不算数？如今太后却变成了一块落井的最大石头。他明白了，自己只是被人利用来救一时之危机，危机一过去，自然卸磨杀驴，维持大清朝的“国体”，这便是太后的与时俱进。

他光明正大，怎么有辱国体了？就因为在日记里赞美了大清朝的敌人——那个发动了鸦片斗争、火烧圆明园，还要大清朝去致歉的英吉利？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极度吹捧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这哪里还是大清朝的臣子！

辞官

清流汹涌，看来必需辞职了，他上了一道请辞的奏折，销差去也。但他内心为集权制下的权力制衡忧愤不已，慈禧支配刘锡鸿做他的助手，其实是安插耳目，以监督外臣。刘出京时，携带一堆空白奏本，就是为弹劾之用。这时，郭嵩焘才幡然醒悟，原来出京之日的“和衷共济”，实则早已异心，而捏造各种罪名向朝廷打小报告，足见其蓄谋之深远。但郭嵩焘没有归咎于自己的言论，他坚信自己所说的是真理，没有一句不实；他也没有归咎于制度支配，王权就是制造冲突找麻烦的。不管这些了，他由衷地赞美了英国的民主制，因为只有民主制，才能“一味替国办事”。

威妥玛来访，两人谈起俄罗斯与土耳其战事。威妥玛说，我在中国很久，知道中国的情形与土国差不多。郭嵩焘说，中国有胜于土耳其者，也有不及者。胜之者，在以礼自处，无胜人之心，不喜黩武。若从“仿行西洋兵制，设立议政院”言之，则中国还不及土耳其。威妥玛还说，中国若能内修，则无惧强敌；不内修，则东西两洋皆将为敌。又说，中国有地利，有人才，就是没有好政治，所以，不能发挥作用。购买几尊西洋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于事无补。何况近年才知有外交，尚蒙昧不知有内政，于百姓民生，不管不问，如此国家岂能独立？

郭嵩焘说，中国说的人多，做的人少，做的人被说的人熬煎，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了，不如销了差，早点回国去。

接替他的人，朝廷最终支配好了，是故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当时朝廷以他为使，本就是不得已，但凡有人能接替，就不会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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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来电，提出在法国接印，郭嵩焘不兴奋，致书曾纪泽：“吾以英使兼法，接任大臣不至伦敦，无可交卸之理。持印赴法以求交涉，非所闻也。”曾纪泽想节俭，以为郭嵩焘回国要途经巴黎，顺便把印带来交接倒也省事。但经郭嵩焘一说，曾纪泽就来伦敦了。

曾纪泽公事公办，公事办完了，再论亲情。一起告辞了英国外相，晚上，曾纪泽请他吃饭，曾纪泽的全部随员都在。后来，有人告知他，说这一顿饭是曾纪泽要全部随员凑钱请他，以省公费。他心里明白，此举是要让全部人都有机会向他表示敬重和感谢。

恶制度难免有恶习，但人心还是向善的。郭嵩焘早就是中国传统的另类，如今又成了王权主义的异己。而曾纪泽还要在大清朝的制度支配下做事，即便恶习，也得坚持。郭喜爱英国方式，并不认为“英国方式”是英国人独有的，总以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他很志向化，办外交也是如此，这正是他宏大的地方。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从来不缺老练的外交家，如俾斯麦、李鸿章，但令他佩服的还不是这些人，而是英国首相迪斯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