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文摘历史阳光之下没有稀奇事.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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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之下，没有稀奇事

他是我的学生。跟其他学生不同，他是经过两次高考的。是考上了两次。第一次，他考上了一所挺好的高校，因为是理工科，读了两年，觉得不喜爱，他喜爱文学，退学了。我听到他这事迹，颇不行思议，至少为他捏一把汗，要是再考，考不上呢？好在他又考上了，上了我所供职的这所高校文学院，志向与现实最终统一了。

但这些是我后来知道的。上他年级课时，我只知道有个学生，身材高大，课间和课后总是要到我的讲台前。他站在我对面，手臂大张，撑在讲台的那一面。他的头微仰着，眼睛总习惯性地睨视着。他不像其他学生那样谦卑，俨然不是来讨教的，他喜爱说“聊聊”。的确是聊，古今中外，无所不聊，但都跟文学或人文学科有关，基本没聊生活琐碎、人情世故，不像有些学生，关切俗事甚于关切学业。

他叫我“希我兄”，我不知道他是否也这样称呼其他老师。他曾在我面前称呼一个老师，在那老师的姓前加个“小”。虽然我对怎么称呼我无所谓，但听到他称呼别的老师，还是觉得不顺耳，就订正他。但似乎他并没有改过来。

从他的“聊”中，我知道他找过不少老师聊，从老师们那里也证明了这点。课间或课后到讲台上聊，并非只是出现在我眼前的风景。老师中有观赏他的，也有觉得他太狂的，甚至觉得他可笑，或者烦。他否定很多学术现象，质疑现有的学问，有的非常有见地，远远超出了现在学生的普遍水平。当然有的，即便我这个脑瓜长着“反骨”的人，也未必赞同。我考上博士时，我的导师第一次给我上课，就正告我：从今往后，说话要有依据，不能自说自话，要储备学术资源。当然我到最终也没能做得很好，也因此吧，也比较能接受他的“狂”。至少，他是有思索的，有问题意识。现在有问题意识的学生实在不多，现在的学生，会考试的多，会提问题的少。可能是对所学的原来就没爱好，读什么，只是出于就业前景，原来就只将读书作为“敲门砖”；也问不出来，因为压根儿没有思索过，脑袋空空。我们这体制就培育这样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高校，只要乖乖的，就能一路顺畅地爬上来。他们的脑袋就像出租屋，随时可以租人，随时可以清空，恒久住的不是自己。

我总觉得现在的高校生太乖了，年轻人本就应当狂，傲慢比未老先衰好多了。但我这么说时也很迟疑，据说他会在课堂上站起来跟老师顶牛。我问自己，假如发生在我的课上，我是否还会观赏他？我不能确定。对人性，我的估计是很低的，包括我自己。

即便是他不当众让我尴尬，而是私下里跟我沟通，我是否就情愿？我是否不会觉得被冒犯？所谓师生同等、教学相长，历来只是志向。

历来，学术都不行能是纯学术。

即便我情愿沟通，但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大家都很忙。我甚至还没有别的老师有耐性，我的一些同事对他可谓有耐性的。所以，所谓期盼有问题意识的学生，或许不过是“叶公好龙”。

狂是很伤人的，伤别人更伤自己。我自己当年就很狂，于是一路跌得头破血流。作为长辈，我也真不情愿他遭遇我的熬煎。所以我也努力向他做世俗的劝诫，像当年孙绍振老师对我的那样。当年，狂飙的孙老师是我的楷模，至于我之狂野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步。或许孙老师意识到不妙了，起先转换角色，劝诫我。现在想来，当时孙老师真是挖空心事了，现在也轮到我了。

他曾告知我，他觉得拜伦《唐璜》目前通行的查良铮译本，缺陷很多，他想重译。他说已经在做打算工作了，而且很快地，他真的着手重译了。这可是极大的挑战，他的实力怎样？即便他能胜任，查良铮可是名家，那译本，还被同样是名家的王佐良赞为最好的译本。现实的力气是强大的，与真理无关。我曾经也是“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但是后来不得不承认，老虎还是老虎，这就是真理；我曾经信仰“巴尔扎克的手杖”，上面刻着：“我能摧毁任何障碍！”现在我信任“卡夫卡的手杖”，“任何障碍能摧毁我！”或许是从那时候起，我准确预感到他必需经验坎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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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时，他告知我要考研。我觉得妥，这是他最好的出路。但是他考研失败了。我们的考试机制，某种程度上是“逆淘汰”机制。有时候我想，惋惜硕士招考上导师不能发挥确定性的作用，假如能，我就收他，我信任他比很多考上了的学生都适合读研。有时候我也惊奇，说他不适应我们的考试机制，那他当时怎么两次高考俱有斩获？莫非是因为后来亲近了文学？

现在，他打算出国读研，读的仍旧是文学。我为他写了举荐信，义不容辞。但是我也不禁犹疑：出去后又会怎样？一是语言，虽然他对自己的英语颇有信念，但是读的可是文学，不是理科工科，对语言的要求可不是能用即可；二，读出来了，干什么？或许我俗了，他说不考虑这问题，当然他的家庭背景也可以让他不考虑这些，这是他的幸运；第三，也是我最犹疑的，莫非西方人就能够接纳他狂？阳光之下，没有稀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