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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孩时

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惊奇，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也许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看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爱我，因为我脾气不好。女佣们都说：“四小姐最难服侍。”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爱整齐，喜爱裤脚扎得整整齐齐，她们就是不依我。

我妈妈忠厚醇厚，绝不灵敏。假如受了欺侮，她往往并无感觉，事后才明白，“哦，她（或他）在笑我”，或“哦，他（或她）在骂我”。但是她从不计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宽大，不念旧恶，所以能和任何人都和好相处，一辈子没一个冤家。

妈妈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慧。她出身富商家，家里也请女先生教读书。她不但新旧小说都能看，还擅长女工。我诞生那年，爸爸为她买了一台缝衣机。她买了衣料自己裁，自己缝，在缝衣机上缝，一会儿就做出一套衣裤。缝纫之余，妈妈常爱看看小说，旧小说如《缀白裘》，她看得吃吃地笑。看新小说也能领悟各作家的风格，例如看了苏梅的《棘心》，又读她的《绿天》，就对我说：“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我说：“苏梅就是苏雪林啊！”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简单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经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

我爸爸厌于这类工作，改行做律师了。做律师要有个事务所，就买下了一所破旧的大房子。妈妈当然更忙了。接下来日寇侵华，妈妈随爸爸避居乡间，妈妈得了恶疾，一病不起，我们的妈妈从今没有了。

我惦念妈妈，忽想到我怎么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

我早已无父无母，姐妹兄弟也都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人生的启蒙老师

三姐姐大我五岁，很多常识，都是三姐姐讲给我听的。

一天，三姐姐告知我：“有一桩可怕极了、可怕极了的事，你知道吗？”她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得死，死，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听了很胆怯 。三姐姐劝慰我说：“一个人要老了才死呢！”

我忙问：“爸爸妈妈老了吗？”

三姐姐说：“还远没老呢。”

我就放下心，把三姐姐的话全忘了。

三姐姐又告知我一件事，她说：“你老希望早上能躺着不起床，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是成天躺在床上的，可她并不舒适，很难过，她在生病。”

从今我不艳羡躺着不起来的人了，躺着不起来的是病人啊。

老、病、死，我算是粗粗地都懂了。

人生四苦：生、老、病、死。老、病、死，姐姐都算懂一点了，可是“生”有什么可怕呢？这个问题可大了，我曾请教哲学家、佛学家，众说不一，我至今还没懂呢。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是民国六年的事。我和民国同年，六岁了，不是小孩子了，所以记得很清晰。

当时谣传张勋的兵专抢劫做官人家，做官人家都要逃到天津去，那天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都买不到了。

但外国人家门口有兵看管，不得主子许可，不能入门。爸爸有个外国挚友名叫Bolton（波尔登），爸爸和他通电话，告知他目前的状况，问能不能到他家去避居几天。波尔登说：“快来吧，我这里已经有几批人来了。”

当时我三姑母（杨荫榆）一人在校（那时已放暑假），她心里胆怯 ，通电话问妈妈能不能也让她到波尔登家去。妈妈就请她饭后早点来，带了我先到波尔登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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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给我换上最美丽的衣裳，一件白底红花的单衫，我穿了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想哄孔雀开屏的。三姑母是乘了黄包车到我家的，黄包车还在大门外等着我们呢。三姑母抱我坐在她身边，到了一个我从没到过的人家。她一手拉着我，熟门熟路地往里走，来到一个外国人的书房。她笑着和外国人打了个招呼，就坐下和外国人说外国话，她把我抱上一张椅子，就不管我了。那外国人留着大菱角胡子，能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他说：“小姑娘今晚不回家了，住在我家了。”我不知是真是假，心里很胆怯 ，而且我个儿小，坐椅子上两脚不能着地，很不舒适。

好不简单等到黄昏时分，望见爸爸妈妈都来了，他们带着装满箱子的几辆黄包车，藏明（我家的老佣人）抱着他珍宝的七妹妹，藏妈（藏明的妻子）抱着她带的大弟宝昌，三姐姐搀着小弟弟保俶（他的奶妈没有留下，早已辞退），一大家人都来了。这时三姑母却不见了，跟着爸爸妈妈等很多人都跑到后面不知哪里去了，我一人站在过道里，吓得想哭又不敢哭。等了好一会儿，才望见三姐姐和我家的小厮阿袁来了。三姐姐带我到一个小院子里，指引着说：“咱们住在这里。”

我望见一个中国女人在院子里洗脸，她把洗脸布打湿了把眉毛左右一分。我觉得很有道理，以后洗脸也要学她了。三姐姐把我衣角牵牵，我就跟她走进一间小小的客厅，三姐姐说：“你也这么大了，怎么这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