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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讲稿：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

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所衍生出的新形式、新质态，代表着我国生产力的一种跃迁。新质生产力虽然相比于传统生产力发生了新变化，但其在本质上仍属于生产力范畴，因此，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样适用于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在开展关于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时，依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构建一个科技—人才—制度“三位一体”的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以便在此基础上更加科学规范地展开研究。

一、科技是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动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新时代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尤其需要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新质生产力之所以“新”，关键就在于根本动力之“新”，即与农耕时代以人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与工业化时代以资本、土地、廉价劳动力、高能耗生产资料等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也不同。在信息化时代，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科学技术的驱动下，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内的生产力的三大要素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劳动者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会发生转变，劳动工具会由传统机械为主的生产工具升级为数智化的新型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的范围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生产力会呈现出新的质态。可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以科技为根本动力，具体到农业领域同样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在农业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各种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都离不开科学技也要“通过规则完善来形成稳定预期，激发市场活力，产生激励效应”，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以后，我国社会生产力之所以能够得到极大解放和快速发展，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我国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条件。新时代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同样需要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一方面，通过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可以消除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开辟空间。新事物的形成和发展往往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同样如此，更何况能够产生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性活动本身具有一定的颠覆性，这就意味着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各种风险和挑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新质生产力能否快速形成，不仅取决于科学技术这一核心要素的迭代速度的快慢，还要看相关制度确立和完善的速度的快慢，还要看是否有相应的制度在其取代传统生产力的过程中为其“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可以激活各类人才的劳动积极性和各种创新性要素的活力，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来说，制度变革也是其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只有深化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才能发挥各主体的协同攻关作用，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从而研发出新技术、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只有推进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机制变革，才能加速新技术取代传统技术的步伐，从而以新技术驱动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只有建立有关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激励引导制度，才能促进人才、资金等各类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领域流动，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只有及时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才能避免部分市场主体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之初钻政策空子，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创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事实上，我国农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正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历史性、革命性的制度变革开始的。因此，新时代我国要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还必须推进相关领域的制度变革。

二、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制约因素

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整体工程。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功能的发挥离不开部分原有的功能，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关键部分的功能会对整体的功能状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按照木桶原理，决定整体功能状态的“关键部分”并不是优势部分，而是劣势部分。因此，要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必须查找分析并加快补齐我国农业发展进程中目前还存在的，特别是对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不利的短板弱项。

（一）科技赋能不足，农业科技与产业相互脱节。当前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恰恰是农业科技和产业相互脱节。从我国农业领域的科研进展情况来看，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的《2023中国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全球竞争力分析》显示，2018年起我国农业科技论文发文量居世界第一，同时，2018—2022年我国农业发明专利申请量以57.67万件位列全球第一。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农业科技研发的整体实力较强。然而，2022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62.4%，与世界农业强国相比差距较大，在2002年美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近70%。如果具体到农业内部，我国经济作物的科技贡献率则更为偏低。同时，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