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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

“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

“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

[提要]

[提要]

本文以吉尔茨作品讨论的“雷格瑞事件”为由头，指出遵从“地方性知识”立场的“独特事件”分析，似乎隐含着矛盾的认识论原则。它使得本为追求多元认识论的研究，走向其追求目标的反面：采取了一元认识论的绝对主义立场。本文进一步提出，这种矛盾，或许与“社会事实”的哲学观念有关。长期以来，在主流的经验主义分类模式影响下，社会事实被“客观真实”追求所笼罩，它倾向于排除（各种或它者）知识建构对事实界定（因而使其呈现多元性）的作用。与此相关的“独特性”和“一般性”辩论，也不自觉地染上相互排斥的倾向，这样，“独特事件”分析对于不同知识体系的吸引力被降低，它们之间的交流也将变得更加困难。

吉尔兹在他那篇有影响的论文“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2]中讲述了巴厘岛村民雷格瑞事件。雷格瑞由于不满村议会未采取措施把他出走的妻子找回来，拒绝担任村议会轮值的义务，于是他被村议会驱逐，失去了房产，最后染上精神病，没人理睬，成为流浪汉。作者意在通过这个事件说明，虽然根据外部法律，雷格瑞的村民资格应当受到保护，“即使一定要惩罚他的话，也必须改变方式”，

但巴厘人根据自己独特的意义构想和知识体系解释雷格瑞的行为，恪守自己的规

但巴厘人根据自己独特的意义构想和知识体系解释雷格瑞的行为，恪守自己的规则处理这一事件。这种解释和处理并没有受到外部知识体系的影响：根据村中规则，雷格瑞拒绝自己对村公务的责任，理应剥夺其在巴厘岛的“村民”权利（吉尔兹，1994[1983]，页87-88）。

这是一个具有独特性（distinctive）的解释逻辑，吉尔兹称之为“地方性知识”，以区别于其它的知识形态，特别是实证论者假定的“普遍性”知识形态。在他看来，知识的性质是地方性的、多元的，

因为人们生活所凭借的符号系统是特定的、地方化的、分殊性的，借助这些符号系统的作用，意义结构才得以形成、沟通、设定、共享、修正和再生。这个系统的作用，是甄别日常行为的意义和类别，地方性知识力图维持这些特定的意义系统、并根据它去组织行动（同上，页91、90）。作者指出，在这里，事实（事件）本身传达的意义是独特的，无法运用外部的一般性规则进行“客观反映”，在他者的知识体系中理解这些事件是困难的，甚至往往会出现错误。那么正确的认识途径看来只能是，运用巴厘岛人自己的知识系统，去理解他们的“事实”（事件）。

这种推测在作者的另一篇文献中得到证实。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论人类学理解的本质”一文中，吉尔兹这样写道：

“人类学的分析就是力图按照事物的本原结果所呈来操作，而不是按人类学家在心灵上所认其为应当如此、或需要如此的结果而操作。这样来看，可以减去──以文化持有者的观念来观察事物──这一原则的神秘气氛”（吉尔兹，2000[1983]，页74）。[3]

很清楚，吉尔兹提出的是一个观察描述社会事实的知识论原则：阐释必须遵从叙述的原始含义，并以一种可追溯的话语形式出之，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能使其原汁原味地复原（王海龙，2000，页46）。

[4]按照这种原则理解“雷格瑞事件”，正确的方法就应当是，回到巴厘岛文化的知识系统中，运用他

[4]按照这种原则理解“雷格瑞事件”，正确的方法就应当是，回到巴厘岛文化的知识系统中，运用他们的认识途径和分析逻辑──比如他们自己关于罪恶、对错、权利和责任的界定、分类、及建立其上的各种规则等等──作为描述事件的基本理路。

文化人类学者将这种方法称为方法（fromthenative’spointofview-Malinowski），并认为这样得到的认识，与另一种途径──采用外在标准的实证方法（对应于上述方法，被称为etic方法）──的结论不同。方法反对研究者所谓的“中立”、“客观”、“远距”角色，认为这些角色本质上仍然是，运用研究者自己的框架去分析一个可能是不相干的事件。而正确的认识方式，应该是从对象本身的精神世界和知识系统出发，突出事实的显微性（深度描写）和真实性，屏弃现代理性论者那种居高临下的、全知全能的、对于一般事物的总体描述（大叙事）（利奥塔，1984，转引自王海龙，页42）。以雷格瑞事件来说，实证论者的“大叙事”框架是“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落后与进步”，因而在他们看来，雷格瑞的要求尽管不妥，行为亦未必值得称道，但他因此受到的处罚也不公正，这说明巴厘岛奉行着一种“不文明”的法律规则，他们处在一种“不开化”的传统状态中。而吉尔兹指出，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文明”是一个外来的标准，并不是巴厘人自己的，要了解这个事件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