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狩猎罪的情法冲突之解.pdfVIP

内容摘要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日益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

全过程，我国生态环境日益好转，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不断上升。但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恢

复增多的附随后果之一，便是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越发频繁与尖锐。这种冲

突一方面表现在野生动物毁坏庄稼的农田致害事件日益多发，另一方面表现在野生动物

致害受损农民群众在缺乏公力救济途径的情况下，倾向于通过杀伤野生动物的私力救济

手段以维护自己的农田安全。在非法狩猎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清晰明确、司法自由裁量权

较小的情况下，上述私力救济手段极有可能构成非法狩猎罪。农民群体忍受野生动物致

害却难得公力救济，采取私力救济稍有不慎便会平遭牢狱之灾，长此以往，非法狩猎罪

中爱惜庄稼之情与保护动物之法的情法冲突日益尖锐。为此，有必要从此类案件自身特

征入手，从排除犯罪性事由破局，探寻非法狩猎罪的情法冲突之解。

除引言外，全文共分为5个部分，约4万字。

第一章“冲突与调和：非法狩猎罪情法冲突的实践现状”。实践决定认识，通过对2014

年-2021年共计341份相关司法文书的归纳分析，可以总结出当前非法狩猎罪情法冲突

的基本现状。归纳总结之余，通过延伸讨论各特征出现的现实原因以及国家林草局、各

地司法机关等有关部门为解决冲突而采取的应对之策，可以增进对冲突复杂程度的具体

认知，确立当前冲突调和路径治标不治本的讨论基调。

第二章“行为与归因：非法狩猎罪情法冲突的根源探析”。本章通过引入社会心理

学中的归因理论，从农民群体与立法机关两大主体入手，从内部归因与外部归因两大维

度为基，探寻激发非法狩猎罪情法冲突的深层根源。具体而言，从外因上看，农民群体

的职业划分是农民，责任特性更多体现为修身齐家的个人属性与家庭属性；立法机关的

职业划分是立法者，责任特性更多体现为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属性与国家属性。在相异的

职业划分与责任特性等外因驱动下，面对野生动物致害农田后能否采取反击的同一问题，

农民群体更关注如何维护个人或家庭利益，立法机关则更关注如何维护最大数人的最大

利益。从内因上看，野生动物致害受损农民的非法狩猎行为之情，是在人类文明几千年

发展历史中积淀下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影响下的个体利益选择；立法机关制定非法狩猎罪

之法，则是在生态哲学研究范式中脱颖而出的生态整体主义影响下的整体利益维护，情

1

法冲突的内因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的冲突与纠缠。

第三章“尝试与无力：司法解释冲突解决方案效用分析”。最高法与最高检于2022

年4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该司法解释希望通过综合裁量，减少相关案件定罪处刑的比例，增大酌定不起诉、定罪

免刑与无罪的适用，从而一举消弭非法狩猎罪的情法冲突。然而通过对上述措施的逐一

分析，不难发现新司法解释对于冲突解决实属有心无力。从表层原因上看，由于新司法

解释的方案与当前司法实践通行的处理方式大同小异，再加上刑事诉讼的阶段性、无罪

判决的困难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因而难以实际起到缓和甚至消弭非法狩猎罪情法冲突之

效；从深层原因上看，无论是当前司法实践的惯常处理模式，还是新司法解释所谓的

“综合裁量”，由于都未触及到前章所言的非法狩猎罪情法冲突的内因外因，因而在未

能从冲突产生根源入手的情况下终属收效甚微的无力之举。

第四章“引入与解决：防御性紧急避险制度的适用证成”。从情法冲突的滋生根源

出发，探求冲突解决的刑事治理路径就是探求情法冲突型非法狩猎罪的有效出罪路径，

使处理结果与人民群众朴素的法感情及公平正义观相符。一般而言，我国常态化的出罪

机制主要有三类：犯罪构成要件、正当防卫和攻击性紧急避险，然而上述出罪机制在情

法冲突型非法狩猎罪中的适用却存在或多或少的弊端。但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并未意识到

直接针对危险制造者的反击仍可成立防御性紧急避险。通过引入防御性紧急避险制度，

以及对主观条件、起因条件等适用条件的综合判断，能在现行刑法框架内为情法冲突型

非法狩猎罪提供一个常态化的出罪机制，在合法的前提下提升无罪人数，在合情的考量

下尊重法律规定，兼顾爱惜庄稼之情与保护动物之法。

第五章“余论：追寻人与动物和谐共生之路”。社会问题的解决既需要法律控制手

段的恰当运用，也需要社会治理措施的综合适用。由此，探究非法狩猎罪的情法冲突之

解需要在兼顾生态整体主义要求与农民群体合法利益保障的基础上，通过种群数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