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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也使农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01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国家政治力量从农村社会许多领域退出,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出现涣散状态。02农民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自发组建了一种全新的组织——村民委员会,以取代日益衰落的生产大队组织和弥补生产大队解体后造成的治理真空。03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村民委员会组织演变为村民自治组织,村民自治逐步展开。由此,中国基层社会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04第三章中国乡村治理变迁与发展我国学者俞可平给出这样的解释: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0102治理?统治?乡村治理是乡村公共权威运用乡村治理权力,处理乡村社会事务,借以调控和影响乡村社会。01在乡村治理的逻辑结构中,乡村治理权力是最为核心的概念,它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自治权力,更不能将它直接与国家权力划等号,它是国家公共权力和乡村社会自治权力共同作用的产物。01一、乡村治理含义我国古代的乡里制度近代乡里制度的变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组织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村治理税费改革以来的乡村治理二、乡村组织制度的历史沿革1、我国古代的乡里制度“乡”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名称始于周。中国从周朝开始,以乡作为农村地方最高行政组织。比:五家为比,使之相保;闾:五比为闾,使之相受;族:四闾为族,使之相葬;党:五族为党,使之相救;州: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乡: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但秦汉以后,乡时废时立。至隋唐时,乡管地位大不如前。宋以后,乡不再作为基层行政组织,不复设乡官。县以下基层组织中的“长”、“首”,均以“役”的形式由乡民充任。我国古代的乡,作为基层组织,职能主要是劝导乡里,掌民教化,以促民风,维护统治秩序。0201从长官任命及职能可以看出,古代的乡不是国家官僚体制中的一部分,而是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类似于行政组织的社会组织,即所谓“皇权止于县政”,县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县以下实行自治。传统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互不干扰的秩序中心:一个是官制领域,以国家为权威中心,对于具体社会而言,它的整合意义多是文化象征性的;而另一个则是更具实质性,因为它承担着实际的管辖权力,这就是地方体中的权威。传统乡村社会的自治,是以家族制为基础的士绅自治。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权力对于乡村社会而言更多是实施一种间接的统治方式。01在乡村社会内部,乡村政治的中心是非正式的地方权威如乡绅、族长和地方名流,他们也不具有官员的身份,这些权力者并不是国家直接任命,而是在乡村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这些族长乡绅把行政权、自治权、家族权融为一体,带有很强的家族自治性质,不需要依靠王朝行政机构的命令就能自行整合乡村社区。02近代乡里制度的变迁近代以后,国家权力逐步向乡村社会渗透,乡村治理中行政化倾向逐渐压倒了自治化倾向,国家曾试图通过一系列机构设置和委托,变地方权威为国家的基层政权分支机构,使地方权威服务于国家目标的组织机构,并进入国家官制的控制范围。12从19世纪中叶开始,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官僚帝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科举制度的衰弱及最终废除,使得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丧失了重要的制度化联系方式。20世纪初的清王朝进行了一场乡村改革,试图将国家的行政权力向下延伸,以重新整合日益涣散的乡村社会。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法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直接综合体,其目的是强化皇权,开启了以官方名义接受和引入了现代政治制度和理念,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后来的选择。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受其影响继承了这一理念,于1914年12月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1919年9月颁布了《地方自治条例》,1921年7月,公布了《乡自治制》等规则。01伴随着乡村政权建设过程,曾经是有效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纽带的乡村精英,其来源和品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精英无法也不愿承担这一职能,于是,企业型的、行政分支型的“国家经纪人”就应运而生,他们逐渐取代传统的精英,成为地方上的新权威。这些“经纪人”利用国家的名义巧取豪夺、中饱私囊,使得乡村社会陷入国家和政客的双重盘剥之中。02010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了对乡村社会大规模的改造,农业集体化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彻底打破了乡村社会固有的结构,清除了乡村社会的传统,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了一种崭新的社会控制和治理模式,这就是以生产队——生产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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