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玉石发现.doc

许慎在说文解字(卷一上)中说

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尊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絮之方也。??中国素有“玉器之邦”的美誉，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江浙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中晚期)、江西新干大洋洲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的古遗址，更大量出土有各式优良玉器。玉器在古代中国占据重要地位是祭天和婚礼、丧葬的必需品，有着极其深远的文化影响力，继而以文化艺术品的身份被弘扬、传承。

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说的：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这里的六器又称六瑞，是儒家用玉制度并及等级制度的六个支撑点，也是其礼制系统的六大重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还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与祭天地相应的是，六器或六瑞亦广泛地应用于儒家丧葬制度，如《周礼．春官·典瑞》记：“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殓尸。”郑玄注云：“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盖取像方明神之也。”

与此相应，儒家则要求人们像玉那样温润，缜密，廉而不刿，孚尹旁达，气质如虹。《礼记·玉藻》提出：“凡带必有佩玉。唯丧否，佩玉有冲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中原玉石文化中作为礼器最重要者当推圭、璧、琮、璋；而在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社会，其玉石礼器中的重器则当推璧、璋两类。其主要根据在于出土最多，制作最精，形制最大且成组成列，阵容威严。三星堆玉石礼器是自成系统的，即以璧、璋领衔，辅以琮、戈、瑗、环、斧、斤、凿、佩等，蔚成富有西南内陆盆地特色的古蜀玉石文化大观。所以，打头的璧特别硕大无朋，“形如井盖”且“多为灰黑色沉积岩制成”[14]。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说：“黑玉其色黑如漆，又谓之墨玉，价低，西蜀亦有之。”与曹昭同时代的大养生家高濂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则持相反意见，言：“墨玉如漆者佳，西蜀有石类之。”明人的关于墨玉优劣的评价当然与远在殷商时代的蜀人搭不上界，但蜀出墨玉却大约是事实。其产地大致就在今天都江堰市西北的玉垒山--白沙河一带——这一带多灰黑色沉积岩。《华阳自志·蜀志说：古蜀“其宝则有璧玉……”。《续汉书·地理志》蜀郡绵■道下刘昭注引华阳国志曰：“玉垒山，出璧玉，湔水(即白沙河)所出。”璧玉就是可以为璧之玉。《华阳国志》有此记录，可见玉垒山一湔水出璧玉为世所公认，且历史悠久。玉垒山系岷山余脉，湔水属岷江水系。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岷山一岷江一带乃属蜀族的地望和势力范围之所在，因而由此采玉供作三星堆王者祭祀用璧之需，当在情理之中。

按照《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说法，璧中最要紧的乃素璧、谷璧和蒲璧。后二者即如“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谷璧上带有成排的密集的小乳丁，乳丁上雕成漩涡状，示其为谷芽；蒲璧指带有极浅的六角形格子纹的璧，这种纹有些像纺织的蒲席。谷璧、蒲壁主要见于战国和汉代，一般都很小，直径超过20厘米的很罕见，且表面光亮，制造极精。战国时期这种玉璧既为珍宝，也作人身佩饰、抵押品、赏赐品、礼仪用品及馈赠用品使用。［15］《周礼》上礼天之璧为大素璧，亦为苍璧，苍璧即深青色的碧玉(或言青玉)所制。吉蜀人大致没有这种讲究。他们能因地制宜，就便取者乃玉垒山一湔水所出墨玉——苍青得近墨之玉(当为黑灰色，真正漆黑如墨之玉难寻)。而他们礼敬天地祖先神灵的心地又十分虔诚，因此便将璧做得特大——这其实是与其源出青藏高原一川西高原的西羌血统相适应的。

作为高原儿女、大山儿女(从主要成分来看)的三星堆古蜀国居民，从本质上讲，具有豪放粗犷、不假虚饰、恣意张扬心旌的一面。所以，我们才会在其遗址里发现那一幅幅貌似狰狞的巨大青铜面具，发现那些个凸目宽嘴眦牙大耳而又朴实可爱的形象，发现那一只粗壮厚朴的大玉鱼(与中原及江南所出土的玲珑纤细的玉鱼风格迥异)。广汉月亮湾的那些个被人视为“粗糙而笨重”的大“石璧”[16]，可能也正出自酷爱和喜制大型器物的这批毫无羁绊、潇洒凋傥的古蜀艺术家之手。也正是由于其所制璧庞大得令人咋舌，致使研究者们“因为所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制造大型的璧，难得寻找到如此体积大小的玉石(按：成都平原内当然难以寻之)，故不能以玉为之，只能用石制，乃称为石璧了。”[17]

中国有着古老的用玉传统，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和齐家文化，都出过玉器。红山文化的代表器是C形龙，而三星堆也有用几十块玉板拼成的C形龙，尺寸却大得多。三星堆有一些玉琮，四角镌刻了若干简易人面纹和兽面纹，其纹饰与良渚文化玉琮没有区别。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以牙璋著称，而三星堆玉石器中以牙璋为最。齐家文化的好些玉璧上常常浮雕人物狩猎图，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