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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化：同欧洲的比较

一、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变化诸问题

过去30年中，国际学坛(主要是中国与日本学坛)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者们逐渐看到在大约10世纪开始的许多变化。由于新作物的出现和技术的进步，农业中的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随着贸易发展、市镇成长和农产品流人市镇的增加，经济作物种植扩大了。交通的改善、商人组织的形成以及政府对市场交易的控制的放松，都促进了上述变化。另一方面，对于当代的中国经济，也存在着普遍的共识：尽管工业成长，中国仍然还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民仍然以农业为主。中国力求改变现状的努力，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是，在上述两种共识所涉及的有关时间起点与终点之间，大约还有1000年的历史。对于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变化，我们还缺少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

历史学家们之所以未能解释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仍然是以所谓的欧洲经济发展道路为标准，来质疑中国何以未发生类似的现象。他们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运作，通常以两种基本方法人手。第一种方法是找出一个中西差别，并将其称为产生差异的关键因素(例如西嵨定生对棉业的重要研究，指出了在中国，棉花生产是如何与农村工业相联系的)。另一种方法则注重研究某些较小的中西相似之处，并认为这种相似性有可能使中国走欧洲道路(然而并未如此)。不论是在对农业的商业化、雇佣劳动的使用、手工业生产的扩张的研究中，还是在对城市工厂形成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把中国之未能顺利近代化归咎于下列三大罪魁祸首中之一(刘永成1982；李文治、魏金玉与经君健1983；许涤新与吴承明1985；张国辉1986)。这三大罪魁包括：第一，中国的国家政权。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阻碍了进步；第二，帝国主义。它迫使中国的经济变化屈从于外国利益；第三，中国的“封建”势力。它为保护其社会地位而反对进步。许多研究都以一种机械马克思主义史观为理论构架，但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界，一种类似的史观也颇为盛行，即以欧洲经验为正确模式，来寻求中国究竟错在何处。伊懋可(MarkElvin)1973年的重要着作《中国过去的模式》，探寻中国何以在达到“中古经济革命”之后，未能出现欧洲式的科学变化与组织变化。黄宗智的新着《长江三角洲农民家庭与乡村发展》，则重在探讨中国经验与欧洲模式的不同(黄把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理论当做欧洲的理想模式)。这种关于中国经济史“缺少什么”的探索，也不仅限于中国研究方面的专家。约翰。霍尔(JohnA．Hall)从欧洲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世界历史作了范围广阔的评述。在其着作中，他也谈到了中国“对市场的制度性障碍”。同时E．琼斯(E．L．Jones)在其第二部饶有兴味的比较经济史中，指出若以欧洲的政府政策为标准来看，中国的政府是“很不尽责的”。从而阻碍了发展(霍尔1985：56；琼斯1988：141)。

上述各种对中国经济变化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点，即中国的经济在宋代有一重大变革；此一变化并提供了其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寻找阻碍向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罪魁。E．琼斯虽决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经济一旦上了轨道，就会持续自我再生产。除非是被某些没有道理的干预使之越出轨道，否则经济成长仍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对于中国，他认为政府是一种负面力量，既未为经济的持续成长提供必要的构架，又阻碍了原有的积极发展。他代表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国家太过软弱，以致不能积极有为；另一方面则又认为国家十分强大，足以对进步起否决作用。

大多数学者都在探索寻找某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障碍。少数学者则想找出中国所缺少的关键因素到底何在。在这类研究中，最有名的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把基督教新教精神与世界其他地区宗教信仰所作的对比。但是，新教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论点，在好几方面是有限制的。首先，天主教地区也有经济变化。而在欧洲之外，对于宗教与经济变化的关系争议更大。关于中国，余英寸近来证明，16、17世纪儒家的新思潮，与当时随商业迅猛发展而兴起的独特的商人观念，是相并出现的(余英寸1987)。关于18世纪的日本，名下的研究显示，一批大阪商人，从儒家世界观中，也为自己赢得了受尊敬的地位(名下1987)。由于两方面的理由，我们很难对以下见解避而不谈，而这些见解已证明是对社会变化至为重要的。第一，中国与欧洲的情况都指出：相似(或至少是部分相似)的思想变化，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社会中，并且也不一定以相同的经济变化为动力。第二，欧洲天主教与新教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指出：无论是有宗教变革的地区，还是没有宗教变革的地区，都能经历相同的经济变化。思想信仰与经济变化之间的关联，实在非常复杂。我们不能把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