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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个人参考计划总结读《聊斋志异》感悟

《聊斋志异》是我国文言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它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的志怪手法，使艺术方式别开生面、令人称奇。它用白描手法将志怪、传奇熔为一炉，捕捉细节，状物写人，摹绘如生。蒲松龄将他奇特的命运与个性寄寓其中，制造了事奇、人奇、情奇、文奇的美感效应。《聊斋志异》在艺术上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所已经到达和能够到达的最高水平。

1、采纳传奇的方法来志怪。

奇谲和质朴的统一蒲松龄制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志怪小说的优良传统，驰骋丰富的想象和联想，采取幻化的方式曲折地反映生活，从而在现实主义的根底上给予《聊斋志异》以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许多作品以奇异的构思、奇特的形象、离奇的情节和奇幻的场景，显现出奇谲的艺术特色。

蒲松龄笔下的神怪精灵，花妖狐魅，既非万物有灵或灵魂不灭的说教，亦非物的自然属性的图解，而是托物写人。作者运用想象和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在摄取物的习性和形体特征的条件下，给予它们以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按照人的风俗、人的社会关系来描写，因而又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和爱憎好恶。这些形象又拥有超凡入圣的神力，他们不受生活环境的限制，不受时空的束缚，而成为忽敛忽纵、时隐时现、变化莫测的神灵。因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形象，往往富有亦人亦仙亦鬼，或亦人亦狐亦仙，或亦人亦仙亦怪的特点。

奇幻的场景与奇特的形象互相映衬，产生奇谲的艺术效果。《聊斋志异》经常出现“浮云在天，时阖时开，奇峰断处，美人忽来”的境地。《巩仙》篇写巩道人成全尚秀才。“袖里乾坤真箇大”，“离人思妇尽包容”。道士展其袖，“中大如屋”，入则“光明洞彻，宽假设厅堂，几案床榻，无物不有”。有情人在这里相会，“绸缪臻至”，共同吟诗，互相对句，婚配生子。这里毫无“催苛之苦”，而俨然是世外乐园。幻境描写之奇，令人叫绝。再如“星宿已繁，崖间忽成高第”（《锦瑟》）；“一日，归颇早，至其处，村舍全无……一转盼间，则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中矣”（《张鸣渐》）；深山石室，“光明彻照，无须灯烛”。洞内有大叶类芭蕉，用以剪缀作衣，“绿锦滑绝”；“女取山叶呼作饼，食之，果饼；又剪作鸡、鱼，烹之皆如真者”（《翩翩》）；……这一切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尽管存在艺术上的夸大，却毕竟是生活的反映。

离奇的情节离不开奇特的形象和奇幻的场景。三者的一致性正是这类作品一个明显的特点。《书痴》篇可谓典型的代表。《书痴》中的颜如玉，忽隐忽现，未卜先知，却清晰不是凡人，而是一位仙女。然而论言谈、举止，美人又无异于常人：如伴生下棋，授以弦索，戏谑饮博，谈情说爱，无所不善，从这一系列的描写中我们又大概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少女。从而使这个人物形象呈现出仙质凡态，亦仙亦人的特点。这篇小说写郎生积好成痴，积痴成魔。“一夕，读汉书至八卷，卷将半，见纱翦美人来藏其中”。“一日，方注目间，美人忽折腰起，坐卷上微笑。”郎生在惊骇中一再叩拜，美人则“下几亭亭，宛然绝代之姝”。美人的出场充满了奇妙色采，在郎生和美人相处的日子里，一旦生“忘其教”，“女则渺”，生伏以哀祝，矢不复读，女便又从书卷上下来。只有铺设如此离奇的情节，才能更鲜明地塑造奇特的形象大抵成功之作，莫不植根于社会生活。而如何反映生活，却又取决于艺术构思。由此可见，构思正是将生活变成艺术的中心环节。在如何反映生活的咨询题上，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侧重真实地摹写。所以在构思过程中不免对生活素材有所取舍，有所剪裁，有所集中，有所生发；也不排挤发挥想象的作用。一种是以表现理想为主，着重运用艺术的想象、联想和梦想，间接地反映生活。《聊斋志异》中的多数篇章属于后者。作者虽有坚实的生活根底，但他在构思时更多的是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努力开掘题材所包含的意义，从而据此安排谲幻的场景，制造奇特的形象，设置离奇的情节。在这里虚幻并非荒谬不稽、虚无飘渺的空想，它不是把人们引向茫茫太空，而是启发人们深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由于作者长期生活在底层，对市井世俗、各色人等无不烂熟于胸，因而笔端富于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质朴的人情味。仍以《巩仙》为例，假如说“袖中乾坤”的异想天开，正是对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这一本质的反驳。那么就题材而言，却是对当时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爱情悲剧的提炼。穷书生尚秀才和曲妓惠哥相恋，“矢志嫁娶”。然而好景不长，惠哥因被鲁王召入供奉遂绝情好。寓质朴于奇妙，正是这类作品的风格特色。其中某些情节以白描的手法和朴素的语言描摹人情世态，可谓刻画入神，力透纸背。如开篇写巩道人求见鲁王，“阍人不为通”，“中贵见其鄙陋，逐去之；己而复来。中贵怒，且逐且扑。至无人处，道人笑出黄金二百两，烦逐者覆中贵：‘为言我亦不要见王；但闻后苑花木楼台，极人间佳胜，假设能导我一游，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赂逐者。其人喜，反命。中贵亦喜。”如此层层受贿，道士才得克服侯门似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