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治理背景下的管制刑改造问题研究.docxVIP

轻罪治理背景下的管制刑改造问题研究

摘要：在“轻罪时代”来临的背景下，非监禁刑的规范与适用应当予以重视，但是，与近似制度缓刑进行比较后发现，作为我国主刑体系当中唯一非监禁刑的管制刑存在制度功能的客观冗余、立法配置不当限缩、司法裁量排斥以及执行保障缺乏四方面问题。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管制刑的改造，而管制刑的改造可以从其执行内容出发，将社区服务引入管制刑。具体而言，需要具体进行以下几方面设计：首先，修改立法范围，使其可以适用于整体的轻罪范畴，同时通过改判制度保障其社区服务有效性，其次，以人身危险性量表为中心建构与缓刑一体的裁量程序，最后，建构社区服务的“一般服务+特别服务”的具体内容。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２２３４（２０24）11—０１３3—０６

无论从刑事立法中轻罪的广泛设置还是司法数据呈现的轻罪占比显著提升，都昭示着我国刑事治理领域正在迎来“轻罪时代”，①自然，轻罪治理的重要性愈发凸现。基于罪刑均衡的基本要求，我国轻罪治理刑罚手段的实然构成包含短期自由刑与非监禁刑。其中，非监禁刑较短期自由刑而言具有多元的比较优势：执行成本低廉、符合犯罪轻缓化潮流、有效保障犯罪人再社会化以及规避短期自由刑带来的交叉感染等等。因此，非监禁刑理应在轻罪治理的大背景下受到重视。在我国的非监禁刑体系当中，管制刑作为我国主刑体系唯一的非监禁刑，理应在轻罪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管制刑自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长期面临多元化的讨论。无论对于管制刑秉持何种立场，目前的管制刑存在多方面问题这一论断几乎是所有学者的共识。因此，管制刑的问题有哪些？如何改造管制刑以解决既有问题？上述问题的回应是完善轻罪治理刑罚体系的客观需要。而管制刑的讨论大都离不开与其近似的缓刑制度对比：从立法规定的客观义务、禁止令制度以及社区矫正执行三个方面都较为一致，同时都在刑罚裁量过程中做出。正如翟中东教授所言：“（缓刑）在我国缓刑虽然没有独立刑罚种类的‘名’，但是却有独立的刑罚种类的‘实’。”②因此，本文将以“管制刑-缓刑”的关系为视角，对于目前管制刑的客观问题予以系统性的梳理，并针对既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以期实现轻罪治理背景下管制刑的完善。

一、改造必要性：“管制刑-缓刑”视角下管制刑的多元问题

（一）制度功能的客观冗余

管制刑的首要问题在于其客观功能的冗余性。缓刑制度虽然性质存在多元化的争议，③但是其客观功能是较为确定的，即作为非监禁刑的组成部分，为人身危险性较低的轻罪犯提供短期自由刑的替代。④然而，管制刑的客观功能实际上与其相同。从管制刑的执行内容出发，其在我国的主刑体系中是惩罚力度最低的刑罚，因此，从这一层面出发管制刑应当作为拘役刑的下位刑罚存在，其客观功能在于丰富我国的刑罚体系。但是，刑种严厉程度还与刑期相关。由于刑期折抵的存在以及管制刑的刑期设计，使得管制刑从刑罚的严厉程度上与既有的监禁刑产生重叠：刑事强制措施之折抵制度设计中将管制刑与监禁刑之惩罚力度大小拟制为2：1关系，两日管制刑等同于一日监禁刑惩罚力度，进而立法的管制刑等量为“45天以上，1年以下”的拘役或有期徒刑。从这一角度出发，管制刑应当与缓刑一致，都作为短期自由刑的替代刑罚存在。进言之，二者本质上都是作为短期自由刑的替代措施存在，而就立法而言，管制刑的刑期完全被缓刑的考验期限所涵盖，因此，管制刑自然呈现冗余问题。

（二）立法配置的个罪不当限缩

管制刑和缓刑在立法层面的差异在于适用的罪名范围。缓刑由于其刑罚制度特性，其是否适用不受罪名本身的影响，然而管制刑囿于刑种性质的限制，必须依附于个罪法定刑才能适用。从立法现状出发，我国目前的管制刑罪名配置占比极少，在《刑法修正案（十二）》生效后，我国目前配置有管制刑的罪名数量一共有131个，在整体的483个罪名当中占比为27.12%。同时，在轻罪当中的管制刑配置占比也较为不足，在纯正轻罪的范畴当中，①有管制刑的罪名仅有44个，占总共97个纯正轻罪罪名总数的45.36%。

然而，同为以社区矫正为内容的替代措施，管制刑和缓刑的裁量不应当受到罪名本身的限制：社区矫正较监禁刑的差异在于对犯罪人本身的人身危险性判断之客观侧重。而人身危险性评估是一种以犯罪人为中心而非犯罪中心展开的评价，需要以犯罪人为中心，结合犯罪前、犯罪中以及罪后表现综合评估方可实现。然而，这与决定个罪的犯罪构成之犯罪行为中心性相抵牾。作为犯罪行为类别化的个罪犯罪构成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征表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然而，其考察必定囿于类型化行为的限制，无法满足社区矫正对于人身危险性考察的全面性需要。基于此，应当将人身危险性判断交由司法，对于所有可能采用社区刑罚的对象予以全面性评价，而非通过立法罪名予以社区刑罚排除。

（三）量刑程序的裁量排斥

我国的量刑程序为《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