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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论文：南北文学融合论的易学渊源——“词义贞刚”新诠

引??语

《隋书·文学传序》以“河朔词义贞刚”作为北朝文学气质的概括。学界论及“词义贞刚”，往往结合文质论，以北朝文风质朴刚劲为解释。然而，“贞刚”一语在隋唐或南北朝用于罕见于文学批评。贞观时期，除李延寿《北史·文苑传》沿袭《隋书》文辞外，其他文论史料皆未用此语评价文学。近代以来，对北朝文学“词义贞刚”的阐释主要立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以1905年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为滥觞。在此影响下，多以为“北之文逊”。20世纪80年代，曹道衡先生已提倡跳出定见，指出在南北朝后期文学已是北优于南，不能仅从地理环境着眼。不过，南优于北的观念更为普遍，并与流行的“文学成就史”研究模式结合塑成对南北文学风格和价值的特定印象。“词义贞刚”意指北朝文风具有质朴粗犷等特质亦成为不刊之论。从而形成一种对《隋书·文学传序》和北朝文学风貌的刻板印象——往往从北朝拓跋鲜卑为主体而融合各民族的文化特质入眼，忽视自中华文学传统维度考察源流。近年来，对南北文学融合过程与性质的研究渐有新论，或以南北融合出于统一之后北人的文化建构，南北文风承载文化权力的争夺。或从北方政权变迁和士人流转考察，注意到“唐初史家的南北文学融合论，是建立在旧齐文化本位基础之上”。讨论纷纭中，对北朝文学的理解和价值评判进渐有重构。本文从词语观念的运用演化角度对《隋书·文学传序》关于北朝“词义贞刚”的意义阐释予以考辨。结合“词义贞刚”的史料、思想背景对魏征撰写、李延寿袭用此语的政教目的进行论析，由此回到《隋书·文学传序》撰述的历史语境重审南北文学融合论，构建准确阐释“词义贞刚”与隋唐南北文学融合观念之路径。

《隋书》

一、刚健中正：“贞刚”咏物的易学渊源

“词义贞刚”是《隋书·文学传序》中自造新语而成的观念，其提出语境，根植于唐初推动南北融合之努力。“贞刚”并非文学批评领域的传统话语，自汉魏至隋唐，“词义”与“贞刚”联用为文学批评难寻踪迹。其与文学文本的关系，可远溯至汉魏之际咏物赋在易学影响下“拟诸形容”的撰写模式。

“贞刚”咏物最早出现于王粲赋作。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平定凉州，西域各国进献珍宝，“生于西国，其俗宝之”的车渠也在其中，并被制作成饰物器皿。王粲与曹丕、曹植、徐干、应玚等同题并作《车渠赋》以咏赞。在王粲《车渠椀赋》中，出现以“贞刚”赞颂车渠椀这一远方贡珍品性的文辞。其文曰：

侍君子之宴坐，览车渠之妙珍。挺英才于山岳，含阴阳之淑真。飞轻缥与浮白，若惊风之飘云。光清朗以内曜，泽温润而外津。体贞刚而不挠，理修达而有文。杂玄黄以为质，似乾坤之未分。兼五德之上美，超众宝而绝伦。

王粲之文辞与思路皆取鉴于周易。东汉以降易学兴盛的思想背景下，咏物赋多依凭观物取象、拟象天地的思路写作。王粲赋文即沿此体式观物行文，从车渠的形制、外观、质地等禀赋于天地阴阳的维度赞颂，鲜明体现出易学思想特质。《周易·系辞》认为，乾坤各有刚柔之体，天下万物都体象于乾坤而来，即所谓“拟诸形容”，孔颖达对此疏解说：“‘拟诸其形容’者，以此深赜之理，拟度诸物形容也。见此刚理，则拟诸乾之形容；见此柔理，则拟诸坤之形容。”故而赋中描绘铺陈之取径，就以天下万类特别是贡珍宝物，皆具有禀赋阴阳、拟象天地之性质，继而从物象中寻找阴阳乾坤所赋予的形制与体性。王粲赋文在陈述宴会和贡珍源起后，也由车渠具有阴阳淑贞之性质比拟，沿由形、体、文、质的逻辑讲述，车渠贞刚且不易为外物所曲挠亦是其体现。文末又化用《坤》卦“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形容车渠之质，乾坤卦之意都成为赞颂车渠“体性”的思想来源。

与王粲赋同题并作的曹丕《车渠椀赋》也遵循这种思路，开篇就以“惟二仪之普育，何万物之殊形”立义，其后赋文中“苞华文之光丽”“理交错以连属”都循着易学之人文思想延展对物性的描述，继而化用《周易·文言传》“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描述宝物形质，拟诸于天文之象称赞车渠椀“方者如矩，圆者如规”。对应于“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的宇宙认识论。由此可见，王粲赋中的“贞刚”需结合易学理解，过往注解为坚硬则并不充分。易学对“贞”与“刚”之性都颇为重视，“贞”有中正之意，而“刚”则为乾之动，刚健正直。“贞刚”连绵成词，以贞而正、刚且健之意义理解更为准确。由此“贞刚”产生的文本语境，为援引易学话语拟象乾坤之德而咏物。

汉魏之际，“天地”和“阴阳”被作为天下万类所资始和宇宙图景建构的本源，郑玄、荀爽和虞翻诸家皆对此有所强调。此观念下，天下万物属性皆出于乾坤阴阳，“天地”与“阴阳”的演化变动是为万物生成和宇宙论的基础原理。彼时咏物赋逻辑章句皆受此影响，无论吟咏对象是植物、乐器或珍禽都体现出同一观念。譬如钟会以“美乾道之广覆”开篇咏葡萄。傅玄《琵琶赋》循“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