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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疾病与“三高”的共管共治2025

依据当前统计数据，代谢综合征(metabolicsyndrome)波及我国约4.54亿名成年人群的健康状况[1],已然成为我国庞大的公共卫生挑战。

它的特征是以中心性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为主的代谢紊乱症候群[2],在慢性病相关的风险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主要的代谢性危险因素。甲状腺疾病作为内分泌系统中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近年来其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下简称“三高”)的关联性引起

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指出，在代谢性疾病患者中，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合并率显著上升[3,4,5,6];同时，甲状腺功能异常亦可导致糖代谢[7]、脂代谢的紊乱[8],并增加心血管疾病[8,9]、骨质疏松的风险[10,11]。目前，针对“三高”共管的治疗路径已

有明确的指导方针[12],但鉴于代谢性疾病之间的相互作用，共管共治策略不可或缺。因此，如何实现与“三高”以外的其他代谢性疾病，如甲状腺疾病等的共管共治，已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甲状腺疾病的危害

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体，重量仅有20~30g,但控制着人体的重要代谢活动，并影响多个器官。由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简称“甲减”)、甲状腺结节等疾病缺乏临床特异性症状，患者通常在体检中发现存在甲状腺问题，因此容易被忽视。然而，甲状腺疾病在人群患病率很高，根据一项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查显示，

我国成人甲状腺疾病总患病率超过50%,其中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病率为15.22%[13]。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和甲减是甲状腺功能异常引起的常见疾病，其影响范围覆盖所有人群，尤其是孕期和儿童期。甲亢的常见特征包括认知功能下降、抑郁、焦虑、易怒和体重减轻，即以代谢亢进和系统兴奋性增高为主要临床表现；而不耐寒、便秘、疲劳、脱发、皮肤干燥和可恢复的认知障碍通常与甲减有关，主要表现为代谢率减低和交感神经兴奋性下降。

由于甲状腺激素与生长、神经元发育、生殖和能量代谢调节息息相关，故甲状腺疾病贯穿了人类的整个生命周期，对脑发育、生长、代谢及组织器官的功能都有着重要影响，可能引起全身器官系统发生损伤[13,14,15],对患者身心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二、“三高”的危害

我国患有“三高”的人数已经高达数亿，疾病负担非常沉重。作为代谢相关性危险因素，“三高”有明显的聚集倾向。并存于同一患者身上时，这3项危险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加重，产生协同作用，可以诱发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内皮功能异常、炎症过程和靶器官损害，增加发生肿瘤、心血管事件和死亡的风险[12,16,17]。“三高”对于动脉硬化的发生、心血管死亡风险及全因死亡风险增加在既往的研究中已得到广泛证实。

1.高血糖：在全国健康访谈调查(NationalHealthInterviewSurvey,NHIS)中，男性糖尿病与脑血管疾病死亡率(HR=1.48,95%CI:

1.18~1.85)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HR=1.67,95%CI:1.51~1.86)

的风险增加相关[18]。国内一项研究纳入新发糖尿病患者277205例，其中冠心病发病率为1169.17/10万，以糖尿病患者确诊时无并发

症为参照，1个并发症和2个及以上者冠心病发病风险HR分别为1.382(95%CI:1.266~1.508)和1.661(95%CI:1.221~2.259)[19]。

2.高血压：针对我国各省归因于高收缩压的心血管疾病负担研究发现，高收缩压导致的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呈持续上升趋势，心血管疾病相关寿命损失年(yearsoflifelost,YLL)也持续上升，由2005年的4014万人年增至2018年的4816万人年[20]。

3.高血脂：基于2017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17)对中国及各省份高水平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归因死亡及伤残调整寿命年 (disability-adjustedlifeyears,DALY)进行描述性分析，得出中国人群高水平LDL-C归因死亡率为61.08/10万，高水平LDL-C造成的伤残调整生命年为1816.21万人年，可以看出血清高水平LDL-C对中国人群归因死亡及伤残负担影响较大[21]。一项早期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前瞻性队列研究(PESA)显示，无症状个体中有49.7%存在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且发生率与LDL-C水平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