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docx

欧美经济学家追溯经济思想一般始于古希腊。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从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开始论述；另一位美国学者A.E.门罗在《早期经济思想》中收录的文献也是从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开始。既有研究基本是对他们关于某个具体经济问题论述的挖掘，对经济问题的定义也基本延续了古典经济学以“财富”为核心研究对象的传统。但是，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关于财富的学问，也是关于人的学问。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是作为城邦或国家治理的学问而出现的。基于此，有必要从政治经济学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门学问、技艺、科学的角度，重新挖掘与阐释古希腊时期的经济思想或政治经济学思想。

色诺芬是比亚里士多德更早的古希腊思想家，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关于色诺芬的经济思想研究大多数集中于其《经济论》，且通常认为西方话语中的“经济”以及“经济学”或经济思想来源于此。《经济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家政管理”，即家庭的“财产管理”。他将“财产管理”视为与医药、金工和木工一样的学问、技艺，与农业、政治和战争一样的事业，人们可以通过这门技艺来赚取财富。因此，《经济论》是关于家庭经济活动的学问，与现代微观经济学中对家庭经济活动的研究类似。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中讨论了雅典作为一个城邦的治理问题，即“怎样安排公共事务，使全体雅典人民可以借助于我们的公共资源来维持充裕的生计”，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对雅典的公共治理“维持充裕的生计”。这与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基本相同，只不过色诺芬在分析的时候将范围限定在雅典。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包含在其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包括色诺芬意义上的家政管理思想和城邦（国家）治理两大部分。他的基本逻辑是：先确定城邦治理的目标，即“善”；然后讨论家庭的财产管理，因为家庭是城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基础，讨论城邦的财产所有制问题。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虽然主要以“城邦”为对象，但“城邦”因综合土地、人民和政治生活而具有了“国家”的本质和特征，也可视为对国家治理的研究。

第一，以“善”为目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都是从“善”开始论述。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头，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每种技艺与研究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政治学是以“最高善”为对象的最权威的科学；在《政治学》开头，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建立的任何社会团体都是以求取“善果”“善业”为目的，城邦作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求取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那么，什么是“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幸福作为最高善”；在《政治学》中则指出，全城邦“自足而至善的生活”就是“人类真正的美满幸福”，“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所谓‘公正’，它的真实意义，主要在于‘平等’，如果要说‘平等的公正’，这就得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这些表述表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人民幸福为目标，涉及正义、公正、平等等。

第二，明确家庭获取财富的两种方式。亚里士多德将家庭作为城邦的基本组成单位。城邦治理的起点自然就是家庭的“家务管理”“财产管理”。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获得财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然的方式，一种是金钱（货币）的方式。前者指以自己消费为目的获得财产。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只要是为了自己消费或使用，且是实物形式，那么都是获得财产的自然方式。即使在剩余产品出现后，人们为自己消费而交换物品，甚至有一定的储存，也都是物品的自然使用。这些物品表现为真正的财富，有益于家庭，也有益于城邦。但是，在剩余产品出现后，人们为了交换发明了货币及钱币，获得的财产就不仅表现为实物，更多地采用货币形式，甚至为了卖而买。人们获得物品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货币，进而成为无限制的财富获取与储存。更进一步地，如果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而将货币借贷出去，获得利息，钱币本身成为生钱的工具，那么这种获取财富的方式就不是自然的。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论述了从物物交换到货币形成和起源的过程，他强调获得财富的自然方式，实际上是为了表明何为真正的财富，或者财富的本质。

第三，关于财产所有制的选择：对公有制和私有制选择的比较分析。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可以有三种财产所有制形式：一是所有公民的一切东西完全归公；二是完全不归公，即完全私有；三是一部分归公，一部分私有。对于作为政治组合或团队的城邦来说，完全不归公或完全私有的情况是不能想象的，但公民所有的一切完全归公同样不可行。亚里士多德从激励约束和道德形成两个视角进行了分析。从激励和约束的角度来看，如果财产完全公有，意味着团队成员需要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进而不可避免会出现劳动的付出和获得或消费不完全匹配的情况，最终的结果是发生矛盾或少劳少得。而在财产私有的情况下，每个人的付出与收获相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