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逻辑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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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西方逻辑学东渐，时人在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过程中较多采取中西比较的研究范式。受这一传统影响，在后续应用过程中，出现了片面追求中国古代逻辑与西方逻辑学之“同”，对两者之“异”重视不够，甚至为了“同”而牺牲“异”的现象。然而，中国古代的哲学辩论并不同于古希腊的哲学辩论，中国古代的名辩逻辑也不等同于西方传统的形式逻辑，中国古代思想有自己的政治伦理、思维方式和语言哲学。对于片面“求同”的研究现象，学者们也在不断反思其弊端，进而出现了与之相左的现象：侧重“求异”或拒斥比较研究等。但是，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模式都可能会遮蔽中国古代逻辑的真实价值和意义。基于此，笔者提出了一种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视野或路径。

对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现象的总结

随着西方逻辑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应用，运用中西比较方法进行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成果大量涌现，出现了单一运用西方传统逻辑知识框架抑或现代逻辑推演系统来解读中国古代逻辑的现象。单就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这一套完整论式来说，中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西方话语体系是以符号语言和形式逻辑作为基础的，西方的思维方式注重演绎分析、科学理性；中国话语体系则是基于汉民族语言的象形文字和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并重的思维逻辑基础，中国的思维方式偏重综合归纳、辩证整体。因此，单一地追求中西逻辑思想之“同”，难以揭示中国古代哲学、逻辑思想的全貌。

这种现象也受到哲学领域其他学者的关注，部分中国哲学、伦理学学者提出，仅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诸子的哲学思想是不全面的，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模式，都有可能遮蔽古典概念本身丰富的内涵和语义，不能简单地套用形式逻辑的模式来理解中华经典中的思想观念。譬如，墨家“明同异”思想以及《吕氏春秋》中“类”的观念，这一类思想观念虽然与西方逻辑思想类似，但仅从西方逻辑学视角来解释中国经典的哲学思想，很难窥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质尤其是政治伦理主张和道德实践价值，难以自觉联系到中国古代逻辑应用的具体历史情境、特定语境和实践场合等实际。总之，这种单一的“求同”范式，难以揭示中国古代逻辑的本土特点，易沦为方枘圆凿之说。

科学合理的比较研究，需要做到“异中求同”或“同中求异”，这是比较研究的总目标。在逻辑比较研究过程中，有时重在识别“同”，有时侧重辨明“异”，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来判定。单一片面地“求同”或“求异”，对于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来说都是不科学的。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需要在与西方逻辑学作比较的同时，还需要对中华经典文献进行广义论证的研究。也就是说，研究中国古代逻辑不能片面地以西方逻辑学的理论框架为参考，而应该立足于中华经典文献本身，并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古人自身对论证的理解及其论证实践出发，尽可能揭示中国古代逻辑的自身特点。

近年来，学者们提出的这种“广义”的逻辑观研究与单一的比较研究范式不同，或将为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开辟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是建立在广义论证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的，所有符合广义论证理论的古代文献都是可以研究的中国古代逻辑史资料。粗略地说，它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践两类：第一类是有关广义逻辑的理论论述，主要是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文献；第二类是中国古代的广义论证实践，如大量先秦诸子的著述，围绕某些观点论争的历史事件等。目前已有学者从广义论证的视角出发，对《墨经》《鬼谷子》《论衡》《战国策》等经典文献开展初步研究。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按照时间线索梳理文献史料，将之清晰化、系统化、完整化呈现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轨迹，且给出了既包含以《墨经》为代表的逻辑学说体系，也包括《易》及其他名辩学说等经典文献的范围。总之，立足中华经典文献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和支持，已有了立足经典文献建构中国逻辑学说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初步愿景。

对中国古代逻辑研究路径的再反思

中华经典文献卷帙浩繁、学理深晦，梳理研究工作可谓艰难。目前研究成果所涉猎的文献倾向于逻辑思想比较突出的文献案例，大多还是碎片化、未成体系的，较难呈现出一条清晰确切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学派、人物之间逻辑思想关联起来进行比较分析的思路和方法，难能从历史广度中看清一种逻辑思想的传承演变及其现实价值。此外，在立足中华经典文献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自身特点时，又容易出现拒斥中西比较研究或者片面“求异”的现象，这也不利于全面认识中国古代逻辑的价值和意义。需要科学合理地应用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既要看到中西逻辑思想的相通性、一致性，也要明确各自的个性和特点，并结合具体研究的问题进行实际展开，力图实现中西逻辑思想的交流对话与互补共进。在运用中西比较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需要重视中国古代逻辑形成与发展的思想渊源和历史情境。百家争鸣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救世”的现实诉求对于诸子言说论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