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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韵杜甫解说稿

千秋诗圣(上篇)

字子美，与同为唐代诗坛上的两个巨人。唐代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而盛唐又是唐代的尖顶。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因而也是中华农业文明由盛转衰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把这两个巨人分隔在山顶的两侧：李白站在往上走的一侧，头是仰着的，看到的是无尽的蓝天、悠悠的白云和翱翔的雄，因而心胸开阔，歌声豪放;杜甫站在往下走的一侧，头是低着的，看到的是小径的崎岖、深沟的阴暗，因而忧心忡忡，歌声凄苦。李白是盛唐气象的标志，盛唐过去以后，他就凝固成一座无法攀登的危峰，使后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痛斥祸乱，关心人民，因而随着封建秩序的日益强化，他成了后代诗人学习的楷模，成了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

【由于影响大，保存下来的有关他的古迹也就特别多。他出生在河南巩县，在这里度过青少年时期，于是，这里有杜甫的故里纪念馆。三十五岁左右他到过长安谋求官职，曾“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而一无所获，非常卑微地呆了十几年，陕西长安县于是有纪念他的杜工祠。安史之乱中，他逃往四川避难，路过甘肃成县时，曾停留一段时间，于是这里也有一座纪念他的杜甫草堂。他在成都住了将近四年，这里纪念他的杜甫草堂是很具规模的，也是人所熟知的。五十七岁时他离开四川，经湖北转入湖南，两年后死在这里，于是湖南平江县这里有纪念他的杜甫墓。】

杜甫在唐代诗名并不大，根本无法和李白相比。五代时韦编选的《才调集》，选一千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可见在当时，杜甫还谈不上什么知名度。到封建秩序开始强化的宋代，他才变得诗名赫赫，到明、清时期，他才被尊为诗圣。杜甫死后大约半个世纪，中唐诗人元在一篇文章中说，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可是杜甫能写“大或千言，次有数百”的排律，李白根本写不出来(《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于是元认为，李白虽然也会写诗，但根本无法和杜甫相比。元这篇文章，在唐代并没有起多少作用。同时代的韩愈就认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坚决反对抬高杜甫，贬低李白。其实，韩愈不明白，元这样惊世骇俗，真实的用意是要用他和[为]新题乐府诗扩大影响。要达到目的，自然最好是把自己敬佩的杜甫抬高;要把杜甫抬高，最有效的办法，又莫过于编造历史，说他生前就与李白平起平坐，而实际是李白根本无法和他相比。李白是太阳，知道他的人太多了;现在说杜甫远远地超过他，还不使人大吃一惊?这个石破天惊的论断，首先为历史学家所接受，《旧唐书》把元这些话全文写进《杜甫传》，《新唐书》也以此为基调。由于这一误导，加上从宋朝起杜甫的诗名又如日中天，后世就真以为他活着的时候就与李白并驾齐驱了。

杜甫虽然只能算中唐诗人，他一生五十九岁，将近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盛唐度过的。盛唐既是出狂人的时代，他又和李白、高适和岑参这样的狂人交往，也就不可能没有染上几分狂气。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睁大眼睛看鸟往泰山上飞，看着看着，觉得山上的云在胸中回荡，使人有一种飘然高举的感觉。于是决心要攀上山顶，去感受居高临下欣赏风景的快慰。看见一匹骏马，他立刻想到“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骑到马上去驰骋，建立轰轰烈烈的功业。早年的这些，展示出他不平凡的气度，表明他内心充溢着盛唐的浪漫精神。所以，尽管他的总体诗风与盛唐不大相同，但与大历时期的诗人也并不同调，没有那种走投无路的失落感和叹老嗟卑的衰飒气象。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始终保持着正视现实的热情和突入时代的勇气。

杜甫始终自以为是儒家的信徒。“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乾坤一腐儒”(《江汉》)，反复这样强调。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则更进一步，不光是不得志，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了，他还大声呵斥“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还在为皇帝担忧。儒生时代是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时时都充满忧患意识，杜甫就是这样立身处世的，一辈子都被这种忧患意识驱赶得处于紧张状态。他年轻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典型的儒家理想。

在这一点上，他和李白大不相同。李白向往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从来不强调忠君。他渴望遇到明主，像刘备请诸葛亮那样赏识他，经他三言两语一点拨就天下太平，就尊他为卿相。而他又特别讲究功成身退，像战国时期的鲁仲连一样，为人排忧解难而不要报酬。杜甫固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