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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美学的三大变迁

一个时代的艺术美理念，是该时代美学发展的核心和灵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美理念，则是该时代美学作为“中国美学大转折的关键”（宗白华《美学散步》第26—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的领军角色和典型表征。正是艺术美理念的突破性转型和飞跃，才真正带来了，也真正标志着该时代审美意识的独立和文学艺术的“自觉”。那么，魏晋南北朝的艺术美理念在推动该时期美学的大转折方面担当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它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引领着这一美学“大转折”过程的？其具体的历史意涵和基本的演化轨迹又是怎样的？……显然，这仍是一些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学术问题。本文拟从总体宏观的角度对此做一点研讨和阐释，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

从总体宏观的角度讲，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美理念大体经历了三大层段的转换和变迁。从曹魏时代到西晋为发展的第一层段；东晋至南朝宋、齐之际为发展的第二层段；南朝梁、陈和北朝后期为发展的第三层段。与这纵向展开的三大层段相对应，该时期的艺术美理念也依次形成、展现了三大发展范式（详后）。

确定这三大层段、三大范式历史展开的现实依据包含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在社会历史语境层面上，哪些人、哪个群体是推动该时期艺术美理念发生新变的主导力量，因为无论有多少因素，决定艺术美理念发展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总是人，总是特定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二是在思想文化语境层面上，与艺术美理念直接相关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价值体系在该时期发生了什么重大转变。

在社会历史语境层面上，该时期最突出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与秦汉时代不同的新的社会核心力量和权力阶层，亦即首先，门阀士族取代了秦汉世家贵族的地位，而跃升为时代的主导。世家贵族主要指有封国封邑的王侯，而门阀士族（亦称门阀世族）则主要指以“士”为骨干的累世做官的特权阶层。称世族是说他们世袭做官，称士族是指他们掌握文化知识权力。门阀士族在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不向国家纳租服役；在社会地位上高人一等，与寒门庶族的界限犹如隔着一层天，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享受特权，相对独立。无论怎样说，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权地位，称得上是这时期一件异乎寻常十分重大的事情。它不光对大一统的中央专制集权是一极大的冲击和瓦解，而且也为思想文化、特别是艺术美理念的新变和转折奠定了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基础。他们的人生哲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审美趣好等，直接决定着此时期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水平和趋向。事实上，此时期艺术美理念所发生的几乎所有变化，都跟他们息息相关。因此说，门阀士族阶层的崛起，是此时期审美文化、文艺美学发展中最重要、最值得高度关注的社会语境因素。

但到南朝后期的梁、陈之际，社会阶级的主导力量发生了变动。作为同是士人阶层的寒门庶族，在这阶段开始兴盛和壮大起来。他们改变了魏晋以来门阀世族（亦称门阀士族）的绝对统治地位，改变了“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贵贱严明的等级界限，而成为与门阀世族共享统治权利的社会主导力量。其历史机遇主要是，梁武帝将魏晋以来的官品九品改为十八班。此一改制的实质在于，把原来一般情况下最高能升至官品六、七品，门品约为三品的低级士子，吸收到门品二品的高级士族行列中了。这也就是说，原来寒门士人需要挖空心思加以攀附的高门一流，现在则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途径达到了。这意味着梁代从体制上为寒门庶族文人步入社会政治文化中心提供了保证。事实上，；梁武帝的政治策略就是努力调和门阀士族和寒门庶族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二者并重的官吏选拔政策，使之共同为皇权政治服务。这一种社会主导力量之间调和势态的形成，便成为梁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并进而规定、导致了艺术美理念从这时代开始又启动了一种向更高的历史阶段转向、重构的演进过程。

在思想文化语境层面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阶层，特别是门阀士族阶层，营造了一种真正文人化、哲学化、精神化的文化规则和话语体系。当然随着寒门庶族的逐渐崛起并动摇着门阀士族权力结构的进程，这一思想文化语境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动，其基本的变动形式（轨迹）可以概括表述为：先是玄学的大盛和儒学的“隐退”，继而是佛学逐渐超越玄学而走向崛兴，最后是儒学的复兴及与玄、佛精神的协调整合。这一变动过程清晰地展现出了三大层段，从而为艺术美理念发展的三大范式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基本模态。

第一层段，是儒学的逐渐“隐退”和玄学的日趋隆盛。所谓儒学的“隐退”包含三重意思，一是在治学方法上，汉儒繁琐迂腐的章句之学逐步淡出，儒家经学走向了偏重义理的玄学一途。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即为这种经学玄学化的代表之作。二是在学术地位上，儒学已不再是汉代那样为世人“独尊”的“显学”，而是走向了非主流化、非中心化和“边缘化”之途。三是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