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的酒文化.docx

六朝时期的酒文化

酒可助兴，可排忧，亦能壮胆，缓解疲劳，祛湿驱寒，且味道醇美、回味无穷，汉代称酒为“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汉书·食货志》），因其独特魅力，酒自诞生至今一直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纷争不已，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朝不保夕。许多人深感生命短暂、世事无常，或饮酒消愁，或以酒放纵，或借酒避世。“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成为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名士的共识。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正是此中典型。

酒风之盛

“竹林七贤”是魏晋名士的代表，包括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七人。“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七贤”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的对象显然非酒莫属，七人好饮、能饮，尤以阮籍、刘伶、阮咸、山涛更甚。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荣启期、阮咸、刘伶、向秀）

《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阮籍为避免卷入纷争，连醉六十天以躲避司马昭求结姻亲，又得知步兵厨营善酿酒，藏有美酒三百斛，因此求作步兵校尉一职，以方便饮用。“酒仙”刘伶经常携酒出游，走一路喝一路，让仆人扛着锄头跟随，吩咐“死便埋我”，自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一斛尽兴，五斗只能稍解酒瘾。阮咸的狂放不羁亦体现在饮酒方式上。他曾直接用大盆喝酒，有小猪过来抢酒也不驱逐，而是人畜共饮，当真与众不同。山涛酒量很大，能饮酒八斗，并及时止饮。

文献中关于“竹林七贤”嗜酒好饮的记载在考古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内容中可以得到证实。“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1960年出土于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墓，壁画分为两个画面，分列墓室南北两壁，每幅画面均由150余块模印画像砖拼砌而成。北壁由外向内依次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南壁由外向内依次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旁有榜题标注姓名。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高士，或因对称的需要而被嫁接其中，其余七人正是“竹林七贤”。八人皆席地而坐，弹琴饮酒，长啸沉思，神态各异，其中刘伶、阮籍、山涛、王戎或身前置酒，或手持酒杯，一副酒至酣处、慵懒闲适的景象。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嵇康、阮籍、山涛、王戎）

六朝社会酒风盛行，名士饮酒好酒，神仙似乎也与时俱进。萧梁临汝侯萧猷，为吴兴郡太守时，“性倜傥，与楚王庙神交，饮至一斛。每祀，尽欢极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祷必从。后为益州刺史，侍中，中护军。时江阳人齐苟儿反，众十万攻州城，猷兵粮俱尽，人有异心。乃遥祷请救。……俄有数百骑如风，一骑过请饮，田老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儿”。（《南史·梁宗室上》）吴地楚庙之神好酒，经常酒后上岗，面带醉容，有求必应，而且出动数百神兵长途奔袭为酒友解困，颇重酒情。

惊人酒量

六朝时人们不仅好饮且酒量惊人，如前述山涛能饮酒八斗；刘伶自称“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东晋名臣周顗“在中朝时，能饮酒一石，及过江，虽日醉，每称无对”；刘宋吴兴太守沈文季“饮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锡女，饮酒亦至三斗”；南齐都仓尚书孔稚珪“饮酒七八斗”；萧梁平西将军邓元起“性本能饮酒，至一斛不乱”；陈后主“与其子弟日饮一石”。

斛、石、斗是古代容量单位，斛与石相同，1斛（石）等于10斗，1斗等于10升。魏晋南北朝时期度量衡变换较大，取东汉魏晋时期容器标准，一升约合今200毫升，则1斗酒为2000毫升（2升），重约4斤。当时人饮酒动辄三斗（12斤）、五斗（20斤）、八斗（32斤）、一斛（40斤），便是喝水也难到此量。但众所周知，古往今来对于他人酒量的转述从来都是虚虚实实，就高不就低，上述记载固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成分，但同时也反映出当时酒精度数普遍偏低。

中国古代的酒大致可分为三类，自然发酵的果酒、谷物酿造酒和蒸馏酒，其中果酒和谷物酿造酒出现较早，酒精度数偏低，蒸馏酒是以蒸馏工艺制取的酒精度在40度以上的酒，因可以点燃，故称烧酒（因透明无色亦称白酒）。蒸馏器虽然在东汉时已经出现，然而蒸馏酒的制造技术大约至元代方始盛行。六朝时期人们饮用的酒多为谷物酿造的液态发酵酒，受酿酒工艺的制约，很难超越现代黄酒的酒精度（10—12度），大多度数偏低。形象一点对比的话，六朝时酒的酒精含量类似现在的啤酒或低度黄酒，在延长饮酒时间的情况下，一旦上下通透，即便是喝下十数斤酒也不为过。上述载入史册的能饮者，酒量“三斗”“五斗”“八斗”“一斛”不等，差异明显，这源于当时度量衡标准不一，另一方面也和酿酒工艺不同造成各地酒的品质和酒精度不同有关。

古人缺少精确的酒精测量方法，难以准确控制和标明酒的度数，酒的品质和度数不同造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们的酒量“各有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