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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伦理”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工程伦理”课程作为实施工程伦理教育的主要载体，承担着对未来工程科技人才进行价值塑造的教育使命。2020年6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1]，这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践行“立德树人”标准指明了具体的任务要求。可以说，“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1]，是工程伦理教育立足新工科人才培养实际、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现“1+12”育人育才效果的重要课题。

随着新工科建设的持续推进，工程伦理教育在国内高等工程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案例教学成为国内高校教授“工程伦理”的主流方法。可是，国内的“工程伦理”课堂中仍大量充斥着国外工程案例，本土案例开发价值取向的模糊以及内容选择上的保守让工程伦理教育难以“讲述”“入耳”更“入心”的“中国故事”，“工程伦理”课程思政功能难以彰显。工程伦理教育必须直面“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及智能产业勃兴背景下中国工程实践所面临的“中国问题”，引导学生在应对、思考和尝试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伦理的激励性和建设性作用，涵养从事工程职业的实践智慧，强化职业责任感和社会责任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因此，开发总结工程实践的“中国经验”、摹画工程实践的“中国方案”、凝练工程实践的“中国智慧”的优质本土教学案例就成为工程伦理教育实现“润物无声”价值塑造重要任务。

一、“工程伦理”本土教学案例开发的现状审视

2016年6月，我国正式加入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工程教育本科专业学位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基于《华盛顿协议》要求建立的《工程教育认证标准(2017年11月修订)》成为国内各高校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工作指南。为达到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所规定的“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2]的要求，国内各高校纷纷将“工程伦理”列为通识选修课程，有的高校甚至将“工程伦理”列入工程类本科生人才培养的必修课程。此外，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思想政治正确、社会责任合格、理论方法扎实、技术应用过硬’的培养特色”[3]，2018年5月，“工程伦理”正式纳入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课，“首次明确课程学习和专业实践的学分制要求，并将专业实践纳入必修环节。”[3]

(一)“工程伦理”本土案例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在近年国内高校教学实践中，“使用案例是工程伦理教育的最好方法”[4]已成为普遍共识。然而在许多高校的“工程伦理”课堂中，所使用的案例仍沿用欧美学者开发的案例。比如，哈里斯(CharelesE.Harris.Jr)编写的《工程伦理：概念与案例》(1)国内引进并翻译的是该书第三版和第五版，分别出版于2006年和2018年。中列举和附录的案例。这些“洋”案例所描述的情境及理论虽然为中国学生学习工程伦理知识提供了部分的分析范例及伦理原则，但并不能对症下药解决当前中国工程实践及变革面临的所有现实问题。

1.拿来主义让“工程伦理”教学脱离了直面中国工程实践的现实需求与文化土壤。越来越多的一线授课教师认识到，拿来主义让“工程伦理”案例教学脱离了直面中国工程实践的现实需求与文化土壤。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国内学界现已基本完成了对欧美工程伦理理论的引进、消化、移植和吸收，但在目前“工程伦理”的实际教学中却仍习惯性沿用西方工程伦理的思维模式及方法论，难免落入西方理论话语体系的窠臼。国内学界既未建立起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工程伦理理论话语体系，又未能从传统科技伦理和工匠精神的话语资源中“返本开新”，转化出具有现代价值和普遍意义的中国工程伦理话语，这不仅难以为教学案例的本土开发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更让“工程伦理”课堂难说“中国话”。另一方面，由于授课教师缺乏第一手的工程师职业实践或工程企业经营管理的真实资料，他们只能仿制国外案例的问题设置对国内相关媒体材料和数据资料进行加工剪辑，或者依据国外案例的思维模式对间接资料信息进行编辑加工，以按图索骥方式搜集和整理本土案例。这些受到西方理论话语“压迫”的本土案例在“工程伦理”教学中难以突破欧美工程伦理理论或原则的知识性定位，要么成为由“洋话”翻译后的原则或规范的注脚，要么成为欧美工程伦理理论的“练兵场”，缺失中国文化家园和理性基础的本土案例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当代中国工程实践的话语现实、语境关切和价值期待，使用在“工程伦理”教学中亦难以强化学生的价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