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金融学发展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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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长期从事金融史研究，使我有几点感悟：其一，金融学必然是政治金融学，就如同经济学必然是政治经济学一样，因为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关系到国计民生，甚至关系国家兴亡，绝非是自演化、自组织的自由市场可以完成的使命，必须要有上行的制度预设及监管、服务。其二，中国存在着完整的金融学体系，作为自秦代开始就成为超大型国家的中国，为了国家的维系与发展，不可能不存在完整的金融体制及指导金融体制运行的金融理论而成为中国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仅存在着西方金融模式，也存在着与之并立的中国传统金融模式，两者各有特色。其三，中西不同的金融体制被各自的文化深深塑造，因此，金融哲学是建立于金融体制之上的重要概念而需要深入研究。因此，笔者想从政治、哲学、文化的角度来阐述对金融的理解，以抛砖引玉。

金融是近代由日本引入中国的西方词汇，在西方基于狩猎文明而产生的商业文明的背景下，金融是极具独立性的范畴。在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代两河流域，也包括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金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体系——金权，与神权和君权并立而成为社会控制权力。西方的体制发源于狩猎文明，崇尚成王败寇的实力原则，三权皆代表私利而非公义，三权并立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在这样的历史形态中，金融始终是社会运行的重要力量。例如，在古代两河流域，就有私人的职业放贷者dam-gàr成为一股独立的势力，与神权、君权相分立，古希腊时期，雅典的八大银行家之一帕西翁，在公元前370年其放贷金额就已达50塔兰同黄金（50塔兰同相当于20～40公斤）；古罗马的三巨头恺撒、安东尼和庞贝都曾欠银行家巨债。西方历史上银行家放债给教廷、宫廷、城市的事例比比皆是，而且多数战争都是银行家资助的。从这些史实中足见金权在西方社会的地位，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扩张。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是金权粉碎了神权和君权而独霸天下，构建的所谓民主政治，其本质是居于幕后的金权的统治。笔者称这种金融资本的统治为金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金融资本主义。

在西方社会，金融的边界是清晰的，守护着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不容他人染指。因此，西方金融学中存在着一个信条，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原则”，这一独立性主要是相对政府而言的。西方历史上的首家中央银行——1694年建立的英格兰银行，直到1946年才收归国有，且仍然是股份制的，美联储也是股份制的。可见，维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的真实含义是维护金权的统治。

与此相反的参照体系是中国的金融发展形态。首先，中国并不存在着西方三权并立的局面。在中国的早期社会也存在着原始宗教，以巫祝文化为代表的原始宗教将天地系统视为包容人类于其中的共同体，作为共同体的神格化代表，以“沟通天地”的方式成为参与到自然与人组成的共同体的维护活动当中，形成“天人合一”“天人共建”“天人互动”等精神实质，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根基，造就了圣人阶层，圣人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也是共同体利益的最高代表，超然物外，为整个社会建立终极道德规制，以保证共同体的运行与发展，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皆在其约束范围之内，这是一种深入内心的软约束，是一种精神约束。然而并未形成类似西方式的、具有实质权力和利益的神权。帝王是中国君权的代表，然而中国的帝王并非丛林原则下的获胜者，在道德层面，其统治权力来自于顺应天道：替天行道，方为天子。“皇帝”一词是三皇五帝的缩写，意味着最高道德和最强能力的结合，是共同体整体利益和整体理性的最高代表。所以，中国的制度制定是分层级的，圣人们制定终极道德原则，帝王们则据此制定具体的法制以保证社会秩序。这些不仅仅是规范大众行为的规则、法律，更多的是指导和服务社会运转、从整体角度推动共同体运行发展的程序，充分渗透着“天下为公”“天下协作”等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几乎看不到金权的影子，中国文化天然地对金权具有免疫力，私人资本不存在染指社会权力的机会。

可以说中国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在原始宗教阶段就生成了共同体文明、共同体体制。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预设性，先哲们为了维护共同体的长治久安，早早地就针对共同体的体制结构进行了周密设计。例如，黄帝时期已经设立“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帝尧时期，指派官员设立历法、指导农事；帝舜时期，制定礼制、细化刑罚，并设立司徒、司空等官职，后来又有“夏礼”“殷礼”“周礼”详尽规划政府机构的设置和功能，虽然“夏礼”“殷礼”已遗失，只在孔子的语录中被提及，但作为夏商两代体制总结和升华的《周礼》却保留至今，为我们还原出当时的政府机构体系，《周礼》中已经确立了六部制（吏部、户部、刑部、礼部、兵部、工部）的框架。

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金融元素自然地内嵌于先哲们预设的政府体系之中，例如，帝舜就曾“债于传虚，以均救之”，在《周礼》中我们可以总结、提炼出完整的金融体系，货币的发行、借贷、管理皆由有司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