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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产力是制度约束的生产力

不是抽象的对立。这也是我们提出“约束条件”的本意。

对生产力约束条件的分析并不新奇，任何生产力的讨论都潜在的含有自己的约束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原始生产力”、“机械生产力”等都隐含着自己的约束条件，但我们提诞生产力约束条件的概念仍旧是有意义的。这首先是由于潜在的约束条件是一个不明确的、没有清楚界定的概念，这样的概念不行能作为特地的讨论对象。其次，全部迄今为止的潜在约束缺乏以理解生产力进展过程，特殊是无法说明“绿色生产力”的进展条件和进展过程。在我们看来当今生产力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生产力正在从资源约束和技术约束为主的进展形式转向以制度约束为主的进展形式，或正在从以自然规律为主的约束形式转向以行为规章为主的约束形式。例如，对技术的专利爱护、对环境的法律爱护等生产约束正在加强，而市场爱护、垄断特权等市场准入限制正在减弱，这些行为约束的制度正在重新塑造生产力进展的形态，因而也是对生产力经济学提出的新挑战。

二、绿色制度约束的特点

绿色生产力要求的制度约束，有其自己的特点，简洁概括如下：

（一）制度约束是绿色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环境是“公共领域”（巴泽尔，1997），至少在目前多半如此。假如遵循经济人的假设，环境对生产者来说仅有“外部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他损害环境不用付应有的本钱，改善环境得不到应有的酬劳。因而不行能希望生产者有积极性生产“好环境”，生产“好环境”只能依靠制度约束的作用。这里缘由有二。

其一，没有对损害环境和生产负作用的制度限制，“黑色灾难”、“灰色灾难”等环境问题必定会发生。这与其说是推论不如说更是事实。几乎在全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都消失了环境日益恶化的现象，到今日环境问题已成为困扰全球的大难题。另一方面，环境有所改善的国家无不是建立严格的环境爱护制度的结果，对此我们信任举不出相反的例子。

其二，标准经济人行为只能靠非经济人来施行。制度本身是公共产品，不是经济人，因此可以用来约束经济人的行为。制度是公共产品的熟悉如今已被广泛承受，其含义是指创造制度者无法使制度的使用具有排它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创造和建立这样的制度固然属于非经济人的行为，“制度不是经济人”的含义也在于此。但本文更着重强调的是：制度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于规定人们有关“外部性”的行为。首先，经济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个人没有必要为自己制定额外的“制度”限制自己追求最大化的行动，他要遵守的仅是“资源约束”、“技术约束”等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别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假如不产生外部性，则别人的行为与自己无关，没有必要制定制度限制别人的行为。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没有外部性时没有建立制度的必要。但是一旦发生了外部性，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会引发当事人的利益冲突，假如不考虑战斗等破坏性的解决方法，则制度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因此，只要有外部性就必需建立相应的制度调整机制。例如统一的货币制度可以产生削减交易费用的正外部性，而征收“排污税”的制度可以削减污染的负外部性等。我们几乎举不出不为外部性而设的制度。

“绿色生产力”是关怀环境和生产负作用等外部性的经济进展道路，由此必定是受制度约束的经济道路，“绿色生产制度”是其存在的必要充分条件。这里为了便利把与绿色生产力相应的制度约束统称为“绿色制度约束”或“绿色制度”。

（二）“绿色制度”应具有大尺度

“生产力”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大尺度的概念，即特别宏观的概念。无论是“初级阶段”、“三个代表”中的“生产力”，还是马克思把社会活动划分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大范畴中的“生产力”，生产力概念都是指大尺度、大规模、宏观意义上的生产力。微观、小尺度上的生产效率问题，被看作是与生产力相区分的“生产率”问题，因而小尺度、微观层次上没有“生产力”概念，只有“生产率”概念。当前很多微观、小尺度上的生产力提法，实际上是“生产率”的误用和误会。每一项科学都有自己的特定尺度，而特定尺度打算了特定讨论方法，同一种讨论方法不行能同时用于不同尺度上的讨论。例如我们不行能用望远镜讨论细胞学，同样也不能用显微镜讨论天文学。与此相应，生产力是一个大尺度问题，因此与之相关的制度约束必定应具有大尺度的性质，例如宏观政策、产业政策等。另一方面“绿色生产力”要求的尺度更大。这是由于环境污染没有国界，要追求绿色生产力必需关注跨地区、跨国家范围内的生产力形态，因此就必需为之建立起更大尺度上的制度约束才有可能实现。如全球性环保公约、地区性流域治理协议等。这与我们已经见到的生产力约束形态相比具有大尺度和超大尺度的特点。

最终，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