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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适合国情的高等工学人才观点

梅贻琦,字月涵,天津人,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是清华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校长。在长达18年的任职期间,他致力于清华大学的建设,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从“大师论”出发,在具体办学实践中倡导“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实施“通才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长期教育实践基础上,他经过深入思考,参考和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论,阐述培养适合国情的高等工学类人才的观点,并力主以“通才教育”理论改革工程学科教育模式,培养现代工业化社会发展亟需的高素质专门人才。正是秉持这种办学理念,迎来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使清华由一所留美预备性质学校成长为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

一、确立清华大学

向工程学科发展的办学思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落后,高等工程教育发展十分缓慢,虽然国内也有几所大学设立工学院,但工程技术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依然存在。更为严重的是,自近代以来,工程技术教育的起点偏低,办学理念与培养人才的目标和西方大学相比,也有深层次的区别。西方国家的高等工程教育,源于18世纪兴起的欧洲工业革命,是近代工业化迅猛发展的产物,也是欧洲17~18世纪近代科学体系由形成而迅速发展并最大限度地有效运用于社会物质生产的结果,即工程技术的进步深深植根和依赖于近代科学思想与技术的革新,在此坚实的基础上,以英、德、法为代表的高等工程教育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随后又通过移植、仿效、革新而风行于美国。中国近代由于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国势衰微,为了救亡图存,晚清19世纪60~90年代,掀起一场洋务运动,以曾、左、李为代表的洋务派主持开办了一批洋务学堂,包括军事武备学堂、技术实业学堂,其中的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尤为知名。但是,它们完全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以传授技艺为主,只培养能够掌握一些初步操作技术的工匠,且都附属于各级官府之下,封建衙门色彩很浓。它们不仅没有能建立在系统的近代科学基础之上,反而将科学技术的完整体系肢解,只学其“流”,而不甚究其“源”。这种急功近利、本末倒置的教育方式与现代科学技术教育体系及组织方式相去甚远。梅贻琦作为一位留学美国的工程物理学技术专家,深谙其中道理,几乎一生为改革、推进近代工程教育作出不懈奋斗。他认为,传统教育理论有一种观点,认为“工是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惟其不入流品,所以,工的地位才江河日下”[1]181。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因素是大力培养数量更多、素质更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不止一次地对同仁们说:“清华具有充实的办学基金以及雄厚的师资力量,我们有责任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2]291他认为,要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尤其需要加强理工科教育。在任校长18年间,尽管时局动荡,困难重重,但他一直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做出种种努力。1932年1月,他就任校长不及3个月,即向全校宣布:“本校拟向工程科学方面发展。”[3]5928日,通过评议会议决,于下学年增设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旋即呈报教育部,在原有土木工程学系基础上添设机械、电机两系,组成清华工学院。2月29日得到教育部批准,成立工学院筹备委员会。9月,由梅贻琦亲自兼任工学院院长。工科教育对办学设施、环境场地有特殊的专业化要求,梅贻琦为此组织工程专家对清华大学校园规划做了重大修改,在校园东部相继建成机械馆、水力试验馆、电机馆和航空馆等。为了推动专业理论运用于生产实践,并提高工程技术的实习、操作性水平,紧跟国际工学领域前沿动态,清华大学从1934年夏季起,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开设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建立了亚洲最大的防空实验风洞等。这既是清华航空系的前身,又是中国航空工程教育的开端。1935年,机械工程系航空工程组建成国内第一个15英尺回气式航空风洞,相关论文获中国机械工程学会1931年杭州年会优秀论文第一名。[3]79-801936年成立航空研究所,同年12月9日,校评议会上梅贻琦报告,本校在湘举办特种研究事业暂拟6项,其中包括农业研究、金属学研究、应用化学研究、应用电学研究等。1937年1月6日,校评议会议决,在湘的特种研究事业以确能适应目前国家需要及能有适当研究人才为原则,各项研究应尽量取得政府机关之联络,并希望其补助每年的研究及建设经费,如获得资源委员会中央研究院化学所、事业部地质调查所的协助及赞助等。至抗战期间以及抗战以后,梅贻琦不断致力于扩充特种研究事业,除发展原有的农业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外,又开办金属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同时,先后建立化工系、航空系、建筑系、采矿系等。新中国成立后,以工科为主的清华大学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形成现代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理念

梅贻琦深受现代美国及欧洲工业强国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