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保辜制度功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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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辜制度最早的雏形是东汉时期的一起弑君案例中，当谋反发生，出现伤害君主的行为时，并不能简单的以杀头，连坐全家定其罪责，而是应当考虑“辜期”内君主的身体恢复情况，再定罪。何为“辜期”？

“保”有保护，养护的意思，“辜”字定义为罪责。“辜期”则指的是，当伤害案件发生时，执法者得知案情后并不第一时间将加害人抓捕归案，而是根据情况不同，给予加害人一定的时间期限。辜期结束后，再根据受害者是否生存和伤情恢复情况，酌情定罪。

一、唐代以前，各时期关于保辜制度的案件

保辜制度在唐朝的法律中有了较为完整的呈现，但是却并非唐朝才开始出现的，究其起源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的周天子，倡导的是“明德慎罚”，做有德之君，不滥用刑罚，爱护天下的百姓，所以，对于犯错之人以德说服的理念为保辜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春秋公羊传》中所记载了一个明确运用保辜制度的故事，郑伯在如会的时候被大夫所伤，那么所造成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郑伯最终因被大夫所伤造成死亡，二是，在一定的期限内郑伯并没有死亡。两种结果所造成最终的惩罚是不同的，弑君谋反固然是死罪，若最终的结果是君主死亡，那么不仅弑君者要处死，家人更要一起承担罪责，倘若君主未因伤害行为死亡，那只需将谋反者处以极刑就可以了。这里只是保辜的模糊概念，并未有明确的“辜期”。

甘肃出土的汉时《居延新简》中记载了这样一条律例，随意将兵器，绳索给予他人，且被用来杀人或者自杀的，二十日内，受害者死亡，提供凶器的人也要承担相应的罪责，具体的惩罚叫做“城旦春”，这里保辜期限定为二十日，说明汉朝已经开始使用保辜制度作为法律条例了。

《汉书》所载的另外一则案件，同样证实了保辜制度在汉朝发挥的作用。汉时的单德打伤了别人，受害者在二十日内，重伤不治而亡，最终单德被判处极刑。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保辜制度几乎在封建社会形成之初就已经存在，但是制度存在很大的瑕疵和局限性，唐朝结合前朝，对保辜制度加以改进完善，让其得以成熟。

二、《唐律疏议》中保辜制度的改进与成熟

唐朝建国之初，君主们讲究以德御下，特别是在法律的修订上，可谓是慎之又慎。关于保辜制度的相关条例针对不同情况，辜期不同，判刑标准也不同。

首先，唐律304条规定，凡是以利器伤人；手脚伤人致人肋骨骨折，视力有损；殴打孕妇致其流产的，都处以两年徒刑。在律例的注文中，着重强调了，孕妇流产的时间期限是在辜期以内，一旦流产时间超出辜期，或者流产后胎儿尚未成型的，全部以斗殴致人损伤论处，不以令他人堕胎罪处罚。

唐律305条规定，因斗殴导致他人四肢骨折，关节错位及一眼失明的，徒刑三年，倘若辜期内可复原的，见刑二等处理。同时在307条对于“辜期”做出明确的规定，手脚殴打伤人的，辜期为十日；其它物品（门板，板凳等）伤人的，辜期为二十日；金属利器，开水，火焰伤人的，辜期为三十日；致人骨折，关节错位，伤口见骨的，辜期为五十日。

对于杀人案件，唐律也有相关规定，受害人当场死亡，就按照杀人罪论处，辜期内死亡仍按照杀人罪论处，辜期内未死亡就按照斗殴罪论处。除此之外，唐律还将群殴致人死亡的情况，恐吓惊吓致人受伤的情况考虑在内等。

在唐朝，除了保辜制度完善，所载案件中也有保辜制度的运用。

唐穆宗即位后，前帅府的仓曹名叫曲元衡，他用棍棒打杀了平民百姓柏功成的母亲，曲元衡的父亲是军使，于是私下借用父亲的庇佑，偷偷给柏公成钱财，希望此事可以私了，当事情败露后，执法官立案，确定死亡时间在辜期外，将此案定义为斗殴伤人案件，且当时刚刚大赦天下，所以判定曲元衡无罪释放，而柏公成用母亲的死亡收敛钱财，有违孝道，被判处死刑。

除了故意伤人外，保辜制度同样适用于意外伤人案件，最典型的莫过于唐宝应元年，康失芬的驾车伤人案件了。

康失芬是一名车夫，他在驾车期间不小将八岁的男童金子和八岁的女童想子撞倒，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孩子的父亲将康失芬上告到县司，县司对孩童的伤情详细了解后，验证了康失芬车夫的身份，同时康失芬承认由于自身驾车技术问题导致案件的发生，且向执法者请求设立保辜期限，愿意尽力救治孩子，如果孩子仍身亡，他愿意接受法律惩处。最终由何伏昏出具担保，保证康失芬会尽力医治孩子，一旦有所违背，何伏昏愿意代罪，县司才将康失芬放出。

在这起案件中，完整的呈现了保辜制度的运作程序，第一，保辜制度适应范围不一定非得是故意伤害的情况；第二，保辜制度并非一定启动的程序，往往出自加害人的需求；第三，最终的定则标准会以受害人是否身亡而定；第四，保辜制度中加害人需以自身财产尽力救治受害人，故需要保证人担保。

保辜制度在唐代律法中有着详细的规定和广泛的应用范围，不仅仅是从立法的角度出发，所代表的精神价值也是不可忽略的。

三、唐朝保辜制度所受到的思想影响

在大唐，儒家，道家，佛教争相发展，百家齐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