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审讯人的手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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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有一个论断，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开化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现代文明的国家则民法多而刑法少。按照这种说法，中国古代法家制度下，几乎只有刑法而没有民法。在传统宗法社会，刑讯逼供一直是合法的审讯方式，口供和画押几乎是唯一的定罪依据。就连包拯包青天都动不动说：“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再不招供，大刑伺候！”实际上，死于刑讯之下的人远比被正式判处死刑的人多。《宋史·刑法志》中记载：

天下之狱不胜其酷。每岁冬夏，诏提刑行郡决囚，提刑惮行，悉委倅贰，倅贰不行，复委幕属。所委之人，类皆肆行威福，以要馈遗。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则令入其当黥之由，意所欲杀，则令证其当死之罪，呼喝吏卒，严限日时，监勒招承，催促结款。而又擅置狱具，非法残民，或断薪为杖，掊击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夹帮”；或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富贵之家，稍有罥偏，动籍其赀。又以趁办月桩及添助版帐为名，不问罪之轻重，并从科罚。大率官取其十，吏渔其百。

（大意是说：天下狱吏之残酷无所不用其极。每年冬夏之际，上级官员命令提刑审判案件；提刑不敢，便都推给倅贰；倅贰不敢，便推给幕属。所委托的都是些肆意断案并所取贿赂的官员。监司、郡守肆意断案，想要判处刺字的，便让犯人自认其罪；想要判处死刑的，也让其自认其罪；命令狱卒在规定的期限内，逼出口供并让犯人上交钱财。不仅如此，这些人还擅自制造刑具，残害平民。有的用木头猛击四肢；有的用木板和绳子夹住臀部；有的用绳子缠住头部并夹上木楔子；有的将犯人反绑在地上，并用绳子捆住双腿，然后命令狱卒在腿上跳。刑罚极其残忍，疼痛深入骨髓，几乎令人丧命。富贵人家稍有差错，官吏便借此机会盘剥。又以增加收入的名义，不问罪刑的轻重，一并判处财产刑。如果官取十的话，到了吏那里就变成了一百。）

“汉代以后直到明清，官员审案无不使用拷打”（《中国历代酷刑实录》）。刑讯逼供，古代叫“拷讯”；清代的名称更形象，叫“熬审”。从古到今，刑讯花样何止千万。东汉末年已有“考掠五毒”的说法，唐代酷吏则惯用“泥耳笼首”、“捶胁签爪”、“悬发熏目”等等酷刑。莫言在小说中，写了一种比凌迟更残忍的“檀香刑”：一截打磨光滑的檀木从犯人的肛门插进，穿过五脏六腑，再从上面后颈穿出，几乎没有伤口，其意在让人痛不欲生的活着。“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在中国历史中，酷刑与酷吏密不可分。按照罗尔斯的观点，正义只有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酷吏之所以热衷于酷刑，就是因为他们确定自己将来绝不会遭遇酷刑。正因为如此，中国有不少“作茧自缚”、“木匠做枷自己戴”的讽刺，甚至还有一个“请君入瓮”的典故——

唐秋官侍郎周兴，与来俊臣对推事。俊臣别奉进止鞫兴，兴不之知也。及同食，谓兴曰：“囚多不肯承，若为作法？”兴曰：“甚易也。取大瓮，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处之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瓮，以火围之，起谓兴曰：“有内状勘老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咸即款伏。（《太平广记》卷一二一）

武则天时，大臣狄仁杰被诬告谋反，酷吏来俊臣主审，狄仁杰迫于酷刑，只好表面认罪，暗地里写下血书诉状，由其子上诉朝堂。武则天见到状文后质问道：你既无罪，莫非罪状上的画押是假？狄仁杰悲愤地答道：我若不招供画押，怎能活到现在？在皇权专制时期，酷吏操持生杀大权，受害者根本无权“保持沉默”；拒不认罪，必然招致酷刑折磨，甚至死于非命，反不如自诬诬人，免于眼前之灾，再寻机翻供辩冤。但实际上，一旦认罪，再想逃出酷吏之手，势必登天还难，只能寄希望于越诉一途。

南宋时，宋慈根据自己作法医的经验撰写成《洗冤集录》；比他更早一些的北宋，有个叫李元弼的法官，他将自己进行刑讯逼供的经验写成《作邑自箴》一书。在书中，李元弼系统地总结了拷讯之法，甚至说应用了许多心理学原理，使受刑者的心理压力逐次加重，直至最后崩溃。比如在拷讯前，先报出拷打的数目，喝令拷打前先停顿一下，待受讯者“欲说不说，持疑之际”，乘势大声喝令“打！”但不一次打完，分几次停顿，使之“自然畏慑，不敢抵讳”；若还不招供，则吊起一只脚，罚其日夜站立，不准躺卧，“不过三两日，便吐本情”。

桎梏锁是中国传统的刑具，称为“三木”，脚铐为桎，手铐为梏，锁即枷。明朝时期，枷锁始渐滥行。万历皇帝朱翊钧创制了立枷，就是明清时代常用的刑具“站笼”。犯人被枷住脖子，身体只能站在那里支持，跪坐都不可能。人一旦进了站笼，不出一两天就会毙命。如果将枷抬高或压低几寸，则犯人要么是窒息速死，要么弯曲着双腿支撑身体，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