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文学评论1000字.docxVIP

论《创业史》的文学张力与历史重释

柳青的《创业史》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具争议的“红色经典”，既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政治理想，又在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构建了复杂的张力场域。这部以农业合作化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既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村变革的“史诗”，也是一面映照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镜子。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审视，《创业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历史文献意义，更在于它如何在政治规训与艺术追求之间开辟独特的叙述路径，成为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嬗变的关键文本。

一、史诗性与历史褶皱的辩证

《创业史》的“史诗性”首先体现在对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中。柳青以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为轴心，描绘了从个体单干到集体经济的转型，试图通过文学“论证”合作化的历史必然性。小说开篇的“题叙”以梁三老汉三代创业失败的循环悲剧，隐喻传统小农经济的瓦解，而梁生宝的“社会主义创业”则被塑造成打破这一循环的革命性力量。这种线性历史观将合作化运动视为“现代性分野”，既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进步”的定义，也暗含作家对农民命运转型的理想化想象。

然而，历史的褶皱始终潜藏于文本缝隙。赵素芳的悲剧命运——从被父权压迫到沦为富裕中农姚士杰的玩物——暴露出合作化叙事无法完全覆盖的个体苦难。她的存在犹如一道裂痕，既是对封建残余的控诉，也暗示着新秩序下性别压迫的延续。这种未被“社会主义新人”叙事消化的边缘声音，构成了文本内部的复调性，使《创业史》的“史诗”底色更显斑驳。

二、叙述干预与文学政治的博弈

柳青在《创业史》中大量使用叙述干预手法，通过抒情、议论和政策引文直接介入叙事，形成独特的“观念论证式”结构。这种策略既是对托尔斯泰式“全知叙述”的继承，也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实践：作者以“教育者”姿态引导读者认同合作化的合理性。例如，梁生宝购买稻种时的心理独白被转化为对集体主义的礼赞，个体的行动被升华为历史必然性的具象。

但这种叙述策略也导致文学性的消减。严家炎曾批评小说“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而柳青的反驳则凸显了创作理念的冲突：作家认为政治表达的明晰性高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客观性。这种矛盾在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中尤为显著——其“公而忘私”的完美性虽符合“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却因缺乏人性幽微的刻画而显得扁平。与之相对，梁三老汉的犹豫与转变因更具生活质感，反而成为文本中最具艺术魅力的存在。

三、意识形态编码与文学本体的角力

《创业史》的创作深嵌于政治神学的话语体系中。小说通过“仪式化”叙事（如互助组的成立、批斗会的场景）将合作化运动神圣化，使其成为一场“为社会主义招魂”的集体巫术。柳青的笔触既是对新政权的献礼，也是知识分子通过文学参与历史建构的尝试。这种写作姿态导致文本成为“道统与法统”的合谋产物：梁生宝的每一次成功都被编码为党的政策的胜利，而人物的心理波动必须服从于意识形态的整体逻辑。

然而，文学本体的生命力仍在夹缝中生长。小说对关中方言的娴熟运用、对农村生活细节的精准捕捉（如“熬汤”场景中的伦理困境），使文本超越了单纯的政策图解。特别是对蛤蟆滩生态的描写——从自然景观到人际网络——构建了一个充满地域特色的文学空间，让政治叙事获得了具体可感的肉身。

四、重释的可能：在历史化与去政治化之间

当代对《创业史》的再解读，需跳出“肯定/否定”的二元框架。洪子诚指出，若仅以“主题先行”否定其价值，将忽视作家对农民心理的深刻把握；而“再历史化”研究则揭示出文本如何通过修辞策略缝合历史裂缝，将合作化的挫折转化为叙事动力。例如，小说对“失败者”姚士杰的描写，既遵循阶级对立模式，又无意间暴露了经济理性对集体主义的潜在挑战。

更值得注意的是，《创业史》的未完成性（柳青计划写作四部，仅完成两部）恰成其隐喻：合作化运动的夭折与文本的断裂形成互文，使小说成为记录理想与现实错位的“未竟之碑”。这种开放性为当代读者提供了重审历史的切口——当我们剥离意识形态外衣，《创业史》本质上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民在现代性漩涡中寻找出路的悲喜剧，其核心命题（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至今仍未过时。

结语

《创业史》的价值正在于其复杂性：它既是政治规训下的文学产物，又是作家用生命体验熔铸的艺术结晶；既承载着乌托邦激情，又暗含着历史反讽。在当下重读这部作品，我们既需警惕将其简化为意识形态标本，也应避免陷入“去政治化”的虚无。或许正如柳青在皇甫村十四年的扎根实践所暗示的，文学与历史的对话，终究要回到土地与人民的真实脉动中去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