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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下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创新研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各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为41.5%，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也对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面向公众提供各类公共服务，承担着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重要职责。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面临着全方位的变革需求。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在信息传递、决策制定、服务供给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端，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快速变化和公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例如，信息在层级传递过程中易出现失真、延误，导致决策缺乏及时性和科学性；各部门之间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协同效率低下，公共服务碎片化，无法满足公众对一站式、高效便捷服务的期望。

从治理模式来看，数字化转型要求地方政府从传统的科层制管理向协同、开放、智慧的治理模式转变。通过数字技术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构建整体性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如浙江省在“最多跑一次”改革基础上，深入推进数字化改革，打造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实现了政务服务事项全流程数字化办理，极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和公众满意度。

在服务效能提升方面，数字技术为地方政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新的手段和途径。利用大数据分析公众需求偏好，实现精准服务推送；借助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质量和透明度。以深圳市为例，通过建设“i深圳”政务服务平台，整合各类政务服务资源，为市民提供涵盖社保、医保、公积金、交通出行等多领域的便捷服务，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本研究聚焦数字化转型对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的系统性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理论上，通过深入剖析数字化转型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创新的内在联系，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数字政府治理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转型理论体系。实践中，为地方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决策依据，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2研究现状与理论框架

国内外学者围绕政府数字化转型展开了广泛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国外学者较早关注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提出了“整体治理”“数字治理”等理论。“整体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协调合作，以解决政府部门碎片化问题，实现公共服务的无缝隙对接。英国学者帕特里克・邓利维（PatrickDunleavy）提出的“数字时代治理”（Digital-EraGovernance）理论，认为数字技术的应用促使政府组织结构、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涉及信息技术、政府组织结构、治理成本等多维元素，是一种整体性、立体化的治理变迁。

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国情，对政府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深入探讨。郁建兴等学者提出“整体智治”理念，认为这是公共治理创新与信息技术革命互动融合的结果，强调通过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实现精准、高效的公共治理。该理念注重数字技术与治理实践的深度融合，为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梳理现有研究发现，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一方面，部分研究侧重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对数字化转型背后的制度、文化因素探讨不够深入；另一方面，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框架来全面阐释数字化转型下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创新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技术-制度-文化”三维分析框架，来研究数字化转型下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创新。技术维度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分析其对政府业务流程再造、决策模式优化、服务方式创新的影响；制度维度探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政府组织架构调整、职能转变、权力运行机制重塑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完善，以保障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和政府治理的规范化；文化维度聚焦于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提升以及数字文化氛围的营造，从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层面推动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创新。

在具体研究中，本框架将结合中国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案例，如浙江、广东、上海等地的成功经验，深入剖析技术、制度、文化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协同推动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创新，构建本土化的数字化转型理论模型，为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

二、数字化转型对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的影响机制

2.1治理范式变革

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地方政府的治理范式正经历着从传统科层制向“整体智治”模式的深刻跃迁。传统科层制以层级节制、专业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