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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故乡过年》原文赏读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子，据说是拦门，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