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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思想对中国法律思想及制度的影响

一、墨家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影响

墨家名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十分重要，胡适先生曾总结道，墨子在孔子主张一切正名

为先以及老子主张无名的两种极端之间别寻出一种执中的名学，这是墨家名学的第一种贡

献；墨家根据同异有无的道理，设为效、辟、侔、援、推各种方法，是墨家名学的第二种贡

献；墨家论知识，注重经验，注重推论，是真正科学的精神，是墨家名学的第三种贡献；墨

家名学论“法”的观念，上承儒家“象”的观念，下开法家“法”的观念，这是墨家名学的

第四种贡献[1]。可以说，这四种贡献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亮点，也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中

不能忽视的部分。

另外，墨学的功利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儒墨两家。首先，凡攻击某派最力的人，便是受

那派影响最大的人，例如孟子。所以孟子不但尊重个人，尊重百姓过于君主，还要使百姓享

受乐利，这种墨家的影响，孟子自不觉得。孟子论政治不用孔子的“正”字，却用墨子的“利”

字。只不过他不肯公然用“利”字，所以用“仁政”两字。他对当时的君主说道“你好色也

不妨，好货也不妨，好田猎也不妨，好游玩也不妨，好音乐也不妨。但是你好色时，须念国

中有怨女旷夫；你好货时，须念国中穷人的饥寒；你出去打猎、作乐游玩时，须念国中的百

姓有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痛苦。总而言之，你须要能善推其所为，你须要行仁政。”

这是孔子、孟子不同之处。孟子的政治学说含有乐利主义的意味，这是万无可讳的。但他同

时又极力把义利两字分得很严。他初见梁惠王，一开始便驳倒他的利字。细看这两章，可见

孟子所攻击的利字只是自私自利的利。大概当时的君主官吏都是营私牟利的居多。这种为利

主义，与利民主义绝相反对。所以孟子反对利的理由，还只是因为这种利究竟不是真利。又

如韩非的功用主义和墨子的应用主义大旨相同：墨子说“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

慈父，不爱无益之子”，韩非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

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

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只是韩非更为激烈。

二、墨家对后世思想的影响

秦汉以来，墨家作为思想体系和学派逐渐消失无闻，并且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独

立学说、思潮和派别。这大概是由于，尽管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手工匠作和农民仍大量地长

期存在，但已经没有像春秋战国时代那种自由的社会环境和自由的意识气氛。特别在独尊儒

术以及后来佛教东来之后，小生产劳动者文化落后，见闻闭塞，经年累月束缚在自己的狭小

天地内，一般便受着社会统治意识的控制和支配，很难从自身中再产生像墨子这样的思想家

或思潮、学派。

所以，只有在社会发生大分裂的斗争时刻，那些带有墨家色彩的意识、思想、纲领、口

号，才可能被表现出来和提上日程。这个时刻主要就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中国历史上有频繁和巨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有关文献大都无存，已经无法考

察、了解它们的意识形态，而且由于农民起义大都是铤而走险、官逼民反，不一定都有条件

和时间作真正自觉思考或理论准备，然而，就在极不完全的挂一漏万的残存材料中，也仍然

可以看出其中好些基本思想倒是与上述墨子思想有一脉相通之处的。[2]

最早的例子是陈胜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著名传说。它不一定有什么深意，但与墨

子所讲“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在思想特征上似乎是可以相通的。只是一个是在和平时期

讲“尚贤”，认为从贱人中可以举拔贤能；一个是在起义时期认为贱人也可以作将相以至帝

王。它们在反对等级不能逾越和富贵在天的命定思想上，是同一种语言。又如，保存在《太

平经》里的少数片断字句，像强调“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一再反

对“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强反欺弱者，或后生反欺老者，皆为逆，故天不久佑之”等等

思想，也可以与墨子主张“强力”、“兼爱”联系起来。尽管《太平经》早已成为统治阶级

“惩恶扬善”、修道求仙的正统典籍，但这部道家汇集中的某些东西又确曾与农民起义，如

汉末张角起义有关。

从历代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某些意识形态的共同特征看，几乎都以某种超自然的人格神

作为主宰、命令来支撑和证明起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组织队伍，统一意志，严格纪律。

农民起义也常常一方面讲求博爱、平等、共患难，另一方面又承认甚至强调等级、上下的差

别，与墨子的矛盾两面都有相通或相同之处。尽管农民起义大多打着道教、佛教的旗帜，并

不理睬墨子，但这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墨子，而墨子本人也非神或佛。当然，在农民起义和

农民战争中，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