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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出版与中国当代文学

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本课题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历史语境，从

传播媒介的理论视角切入，通过对当代文学与文学出版及意识形态之间关

系的系统研究和具体剖析，为更好地把握当代文学及其独特的话语生产方

式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文学出版的缺席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困境

1中国当代文学能否写“史”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能否写史这个问题，在20世纪80

年代中国学术界有一次比较大的讨论，整体上分支持派与反对派。1985

年在上海《文汇报》的主持下在“文艺百家”专栏开展了“当代文学能否

写史”的大讨论。10月29

日，唐弢首先发文《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施蛰存于12月2

日也写文章《当代事，不成史》给以支持。理由有四：第一，“‘当代文

学’这个概念是‘为了表示和国际潮流合拍’，与ModernLiterature

相应，引进了这个概念。而中国的‘当代文学’研究范围囊括了近五十年

的文学，用‘当代’这个词就失去了它本意的指向性”[1]；第二，“当

代”是在行进中发展中的年代，具有展望色彩，“史”的研究则具有回顾

的色彩，所以“当代文学”这种发展中的文学形态不具有写史的特性，缺

乏了一种历史厚重感和沧桑感；第三，20

世纪文学史是一个整体，科学内涵上不能因政治或经济等非正常因素而分

开，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学者就看到了20

世纪文学发展的联系进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文学观；第四

，“当代”一词在时间上的限定性，它只能涵盖当下十年左右的期限，并

且还处于一种动态之中，描述的不确定性加大。综上四种原因，“当代文

学”不能写史。

而认为当代文学可以写史的代表人物有晓诸、吴倩等，晓诸于11月12

日著文《当代文学应该写史》，吴倩也著文《过去事，就是史》呼应。他

们认为，人们在新文学发展中写史，就是那时的“新文学史”，后人借以

理解的那一时代的“当代文学史”，比如司马迁的《史记》，记录的就是

那个时代当下发生的事件，时至今日就已然成为了我们了解过去的历史，

凡是发生过的就可以不能被更改，就已经成为历史，那么就可以被记录，

再者，当代人写当代的历史，更真实，身临其境，这是一种比穿越、虚拟

、想象更可靠的文学史叙述，当代人有保护鲜活历史材料的优势。基于上

述理由，所以当代文学可以写史。

2“重写文学史”的讨论

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政治话语环境的宽松，大批知识

分子重新获得了话语权，对于此前三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情况，

打破了精神枷锁的知识分子对其充斥的阶级纲性和政治色彩感到不满，要

求文学史研究要回到文学本身，而不是外界环境的干涉与阻挠，为了还原

真实的文学样貌，一部分学者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

1988年7月，青年学者王晓明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第4

期开设的同名专栏中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并受邀担任专栏主持

，一时间众多学者纷纷著文发表意见，前后历经18

个月，主要讨论包括重新研究、重新评估新文学重要作家等内容，“冲击

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

从而“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整体上来说是对以往文学史研

究所渗透的主流文学观念及评价还原其真实形态，给以合理中肯的认识，

尤其是党的当红文人和受抨击的非主流文人，比如刘绍棠与胡风，就非常

具有代表性，重写的意义之一就是还原其在当代文学进程中的本来贡献。

在这样的理论倡导下，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和戴光中《关于“

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这两篇对以往作家重评的文章应运推出。无可否

认在“十七年文学”时期柳青和赵树理在文学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但也不

能消释政治因素的背后推使，而此次重评，就是力图改变以往那种政治标

准决定艺术创作和作家评价的干扰。接着，专栏又刊出了重新评价丁玲小

说和茅盾《子夜》的文章，也是从其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准上重新认识的。

二文学出版制度的确立与当代文学生态

1文学出版制度的确立与当代文学的发生

纵观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先后呈现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种

形态，据文学史的发展研究来看，现代文学（1917年——1949

年）是近代与当代文学发展的过渡时期，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相比，市场

环境下的学术氛围更加宽松，文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作家创作更加自由

，文学批评论争此起彼伏，文学社团林立，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等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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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进入当代文学之后，计划中的文学发展也是与“过去”藕断丝连，

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