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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研究

学界单独研究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或产业结构优化主题的文献较多，而探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机制的文献相对较少。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及路径等内容主要见于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信息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主题文献中。

1.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

新一代人工智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三者通常是相伴而行的，学者研究新一代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时，通常涉及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关系，学界主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维度探讨两者的影响机制。Zeira（1998）、AcemogluRestrepo（2016）

、Aghionetal（2017）以及郭凯明（2019）等文献从理论层面研究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建模中，学者通常把新一代人工智能视为自动化技术发展的最新形式，以要素密集度、要素收入份额或不同产业就业份额变动测度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研究自动化技术的增长效应、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例如，Aghionetal（2017）拓展了基于任务的自动

化模型，把新一代人工智能视为自动化技术发展的最新阶段，将自动化的增长效应和“鲍莫尔成本病”效应统一在模型中，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模型中有两股力量影响资本产出份额的相对变动。一方面是供给侧效应，新一代人工智能提高该部门的生产效率，由此带来的人工智能增长效应提高该部门的产出份额，优化产业结构。另一方面是需求侧效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导致了已实现自动化的产品价格相对于非自动化产品的价格大幅下降，而相对价格效应又受到不同产品替代弹性的影响。如果产品替代弹性小于1，价格效应占主导地位，已实现自动化的商品生产部门份额会下降，此时存在“鲍莫尔成本病”效应；如果产品替代弹性大于1，已实现自动化的商品生产部门份额会提高，应用新技术的生产部门的份额将会进一步扩大。不难发现，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关键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的大小。

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具有渗透性、替代性和协同性三大技术-经济特征。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全方位的嵌入和渗透，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三次产业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跨界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快。部分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定性分析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产业间和产业内升级两个层面，影响机制分析逻辑切入点主要为供给侧和需求侧。肖旭和戚聿东（2019）提出，产业智能化转型提高产业效率，推动产业间跨界融合、重构产业组织竞争模式，提升各部门生产要素投入的协同应用，改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胡俊和杜传忠（2020）提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具有广泛渗透性、数据驱动性、系统智能化等特征，它将有效拓展我国自主技术创新的空间，引发技术进步，转变技术范式，倒逼劳动力禀赋提升，实现人力资本高级化，并助推一系列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师博（2019）提出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目的技术进步，通过市场规模效应以及与大数据、物联网的有机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技术外溢效应，推动经济向创新驱动、内涵式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转型。具体表现为推动传统农业向智能农业升级、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推动传统服务业向智能服务业升级。赵放和刘雨佳（2020）从社会分工、交易成本和技术创新三个维度探讨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具体如下：一是人工智能发展促进生产方式的智能化转型，提高社会化分工水平，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二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将进一步整合产业链结构，压缩商品流通中间环节，利用大数据精准匹配产品的供需结构，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缩减产品流通、运输、信息交流的成本；三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技术创新，促进传统产业向“智能+”转型，定制式、体验式新产业逐渐从原产业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为满足专业化、个性化消费的新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何玉梅和赵欣灏（2021）将新一代人工智能视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深入探讨新一代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创新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消费升级效应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田秀娟和李睿（2022）基于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赋予实体经济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生产部门的集成整合助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尤其是数字技术与金融部门的深度整合缓解短期融资约束，显著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戴魁早等（2022）探讨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工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新一代人工智能通过增强对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对影响推动工业内部结构升级。刘军和陈嘉钦（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