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词证据是一种很危险的证据.doc

在一次庭审中，在我结合在案的客观证据对证人证言以及另案被告人供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提出异议后，公诉人回避了证人证言以及另案被告人供述内容上的不合理以及与客观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以本案有几十名不同的证人，他们都和被告人无冤无仇，有何理由会说假话来构陷被告人？另案被告人和被告人是夫妻，更没有理由做不实供述，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被告人。

公诉人的回应，表面上看起来是有道理的。这些证人和被告人之间没有冤仇，至少从在案证据看起来没有深仇大恨；另案被告人和被告人之间是夫妻关系，另案被告人的供述不仅自证其有罪，而且还把自己的丈夫拉入到诉讼中，如果认为他们是在说假话，在情理上确实讲不通。

但这样的一种认识或者回应，其实是假设了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从人本性的角度，一般情况下不会说假话来构陷他人，也不会做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言词证据是通过物理强制和心理强制下取得，应当认为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但这种基于人性做出的假定其实是很危险的。

这不仅在于人性本身是不可靠的，很多人为了自身利益说谎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按缺什么补什么的道理，如实作证才作为法律义务加到证人身上，在证人作证时要告知其要如实作证以及做伪证的法律后果。而且证人基于客观存在的感知错误、记忆错误和表述错误，也会让其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与客观事实不一致的虚假证言。这也是我们在刑事诉讼中要强化对客观证据的审查，要通过客观证据来鉴别言词证据是否客观真实的重要原因，片面的不合理的相信言词证据，很容易出现错案。

在历史上出现的“莫须有”很大程度上就是仅依靠似是而非，没有查证属实的言词证据在定案。如果说没有吧，又有那么多人在说有；如果说有吧，那么多人的说法又没有得到相应客观证据的支持；最后就是一种“可能有”、“恐怕有”。

同时对言词证据的过度依赖在实践中会出现“事实不够人来凑”的现象。“事实不够人来凑”的现象会导致办案机关不是客观全面地受理对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证据，而是以入罪的思维来编制有罪指控体系，查案子、办案子变成了有针对性地做案子。这种做案件在本质上就是利用言词证据的可变性来不断消除证据之间的矛盾或填补证据之间的漏洞，以言词证据为基础形成证据链条，并且单从言词证据看，指控体系已经完成，但经不起推敲和缺乏客观证据的检验。

更为危险的是，当言词证据之间已形成链条，并且消除了证据之间的矛盾或填补了证据之间的漏洞，在以案卷材料为基础的庭审过程中，不仅让被告人百口莫辨，而且让审理者也很难以不合情理或者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否定这些言词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就像我遇到的一个案件，在我指出证人证言的内容不仅不合情理，而且与在案客观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时，法官虽承认说得有道理，但同时也说在没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证人是在说假话，他没有办法就因为不合情理或者存在矛盾就断然否定言词证据。因为这些证据在程序上都是办案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取得，我说是假的，不就意味着对前面办案机关工作态度和工作成果的否定。

而在实践中，要真正和有确实的证据来证明证人是在说谎是一件何其苦难的事。不仅证人不得承认，而且收集该证据的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也不会认为证人在说谎，他们会坚定地站在证人一方，认为证人所说的就是客观事实。就如同在我说的这个案件中，公诉人坚决维护了证人的可信性。

在刑事诉讼中，事实的真相往往是扑簌迷离的，证据是否客观真实也不会像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但在法律规定的各种法定证据类型中，言词证据是最危险的，也是最不能轻信的。正如我在上述案件对公诉人的回应是，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证人和另案被告人是不是在说假话，但我在案件中看到的是不仅这些证人和另案被告人对类似问题的说法不一致，而且没有对自己的说法提供任何客观事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说法和在案客观证据之间存在难以排除合理解释的矛盾，到底他们说的是否是真的，我们在综合审查判断之后心里面应当是清楚的。刑事诉讼不能靠一些“莫须有”的说法来定案，必须要以查证属实的证据来定案，否则，很容易出现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