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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框架下制造企业数字创新驱动路径研究

摘要：数字创新是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新引擎。然而，现有研究对数字创新的影响因素和驱动路径缺乏深入研究。基于TOE理论框架，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案例，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创新水平差异的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存在3类能够产生高水平数字创新的驱动路径，分别是居安思危型、乘势而为型和高瞻远瞩型。通过对比高水平数字创新组态路径发现，要素之间存在互补替代关系，希望研究结论能为制造企业探索和实施数字创新活动提供启示。

关键词：制造企业；数字创新；TOE框架；组态分析

0引言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多端，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对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带来挑战。在此形势下，“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伴随数字技术深度渗入制造业产业链与创新链中，引致生产运作方式和创新发展模式的深层次变革，聚焦数字技术的创新活动成为探究制造企业创新发展的焦点问题

[1]。尤其在当前复杂局势下，关于制造企业数字创新经验与模式的针对性研究，可提升制造企业基于数字技术的创新能力及其所嵌入产业的整体创新水平。因此，有必要探究制造企业数字创新发展经验和模式，尤其需要识别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创新的多重因素及相互作用关系，实现驱动制造企业开展数字创新活动和数字创新成果涌现的目的。

数字创新是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产品、过程和商业模式的改变[2]。随着数字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入，众多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创新会受多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如标准化能力、首席信息官、高管团队特征等[3-5]。然而，数字创新是一个复杂系统问题，多数既有研究仅探究某一层面因素的影响，尚未探析企业数字创新差异化的原因，且围绕制造企业的针对性研究相对匮乏，制造企业数字创新相关核心条件及条件间的组态规律仍不明晰，驱动数字创新形成的差异化路径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组态分析方法能够充分解释管理问题背后的因果复杂性，近年来得到广泛应用。实际上，多层面影响因素并非独立作用于研究结果，因素之间的联动匹配致使研究结果出现差异化实现路径。鉴于此，有必要基于组态思维探究制造企业数字创新多层面影响因素和差异化驱动路径。因此，本文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创新差异的分析框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明晰各因素的影响以及因素之间的联动匹配作用。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制造企业数字创新驱动路径的认识，丰富数字创新相关理论研究，并为制造企业数字创新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1理论回顾与模型构建

1.1数字创新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与深度应用改变了创新的内在逻辑，对创新的行为、过程及结果产生变革性影响，形成了数字创新这种新型创新范式[6]，是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当前，数字创新成为创新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学者从概念、影响因素和后效等方面展开研究。其一，从数字创新概念来看，Fichman等[2]、王海花等[3]、李振东等[7]和Wang等[8]均将数字创新界定为数字技术和物理组件的新组合，以实现产品、流程和商业模式的改变；数字创新概念界定基本达成共识，并认为数字创新具有复杂性、动态互动等特点，数字技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9]。其二，数字创新影响因素研究集中于3个方面——技术（如数字技术和IT能力）[10]、组织（如企业领导力、地位、管理认知、动态能力和数字导向）[5，7，9，11]和环境（如外部利益相关者和行业竞争）[7，12]，研究侧重于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等传统方法，样本集中于我国上市公司，涉及ICT产业、工业企业和制造企业。其三，数字创新后效研究集中于智能化转型、组织绩效等方面[13-14]。综上可见，上述研究倾向于孤立地探究某一或某几层面因素对数字创新的线性影响，有必要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创新差异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从整体性视角识别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创新的关键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揭示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

1.2TOE理论框架

TOE理论框架由Tornatizky和Fleischer提出[15]，基于企业内外部条件解释新技术应用和扩散；该框架从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探讨新技术应用和扩散的影响因素，但各层面因素并未确定。通过梳理既有研究，技术层面包括技术管理、技术能力、基础设施建设等[16]；组织层面包括高管团队特征、组织能力、认知结构、前期绩效等[17]；环境层面包括产业竞争程度、政府政策与制度等[16-17]。随着研究推进，学者们根据研究实际情境和实践经验对其进行调整，逐步拓宽理论应用场景，提升框架应用的适用性和可操作，该理论已广泛应用于工业数字化水平、组织创新等领域[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