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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一般是好的。汪曾祺也是如此。文人的妙处是能从文史与琴棋书画里得到乐趣。老舍的这些野狐禅的学问，令汪氏大为惊佩，因为后来的作家，有此功底的越来越少了。1957年，汪曾祺成了右派，老舍那时候还没有恶运，在运动中不得不说些流行的话。反右，是中国知识界的大灾难，老舍躲过一劫，汪曾祺却没能绕过去。“文革”来了，汪氏先逆后顺，老舍却死了。人的命运如此，也是无可奈何的。但老舍对汪曾祺一直是个影子。他们在一些地方有一样的一面。都善良，不愿意伤害别人。还有，那就是自己有个世俗外的世界，把生活艺术化的梦想。在这个层面，他们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好的文字。我们的读书人，千百年来喜欢看四书五经和正史里的东西。再就是那些诗词小品，以为那里才有真的玩意。可是老舍偏偏从市井里打捞美的存在，在文人不屑一顾的地方创造美，那是很有胆量的。五四那一代文人其实是意识到这一点的。北大的关于民谣民歌的搜集整理，知堂、江绍原关于民俗学的思考，都有理论的支撑，遗憾的是仅仅局限在学问的层面。老舍是个放下读书人架子的人，他对平民的爱与关照，有点基督徒的意味，将大的悲欣融入其间，心的热流滚滚。百姓在他的心头也成了艺术之母。他描绘北京，不是台阁间的东西，而是四合院的气韵。别人注重北京的历史呀，古董呀，皇族呀，他却留心院子外的空闲之地，觉得空闲的地方的无权无势的人的故事才有意思。他在外地的时候，想念的往往不是公园、长城、故宫，而是街市的小铺，枣树下的喝茶的老汉，城边上捉蟋蟀的孩子，以及天空间的风筝。北京的好处在他看来是那里的闲情，他在《想北平》一文里讲到了此点。他不像知堂那些人在书房里品味北京，而是用身体感受那里的疼痛与快活。而古城里最好的风情都被他精妙的笔触一一勾勒出来了。老舍的叙述语态是既亲临其境，又超乎其中的。我记得第一次读《骆驼祥子》的时候，很难忘于他对北京贫民的描写。那些无光的、清寂的破落的胡同和喧闹的街市，被上帝般的眼睛一下子穿透了。他的打量人物，有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面。但也在冷热的描述里体味旧都的人与事，一草一木都有感情。春天的风，夏夜的蝉鸣，秋月的闪烁，别人写出来往往无味儿，可是他的笔一经掠过，就有浓浓的幽情。他特别能写底层的人物，《月牙》对女性不幸的描述也是带有大爱之心的。他对百姓的苦乐极为敏感，好像期间的一切也是自己生命的一体，所有的冷暖都关乎自己的存在。作品没有一点小情调的东西，视界是大的。于是就获得了一种超出一切的力量。每个读者都能于此感到它的眷恋与无奈。小人物里都是大的问题，生命的波动在他们那里有时更有本质的过程。这对后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皇都内的事件固然在影响着社会的生活，而皇城外的百姓世界才有文化碎影的大部分吧。我以为老舍对文坛的贡献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写出了皇权影子下的百姓的奴隶之苦，京城的原色调被还原了。二是点染出了社会变迁的历史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许多作品都有史诗的意味。三呢，在民俗里发现了美的存在，并把它升华到精神的高度。(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写民间生活是被倡导的。可是那些写实的作品在境界上一般都没有老舍高。为什么？我想是他的身上有一种思想的气韵吧？汪曾祺晚年写文章特别谈到老舍的美，那是有知识分子的情怀在的。这情怀和沈从文、张爱玲的选择虽异，而高度是不差多少的。我曾读过老舍三十年代在山东写下的《文学概论》，有很广的知识。他了解这些，却不拘泥在学术里，跳到艺术的层面思考人生。这就是后来写工农兵生活的作家不及他的地方。了解老舍，他的学术般的境界是不能不顾及的。自老舍之后，京味小说似乎走到了一个巨大的网里出不来。一写到那些生活，老舍的影子就出现了，连语气和场景都是相似的。我在多年前和几个朋友发起了个京味小说的讨论会，参会的人谈到京味作品，也几乎没有新的看法，还是老舍的话题。为什么呢？我们都被老舍所规范了，表达方式，语言风格，人物设计都是一个模式，要超越老舍真是难矣哉。晚年的汪曾祺对老舍念念不忘。对这位前辈的敬语可谓深矣。在他看来，老舍的早逝，乃文坛大的损失，他甚至把太平湖的悲剧和屈原的汨罗之水相提并论，那是看到老舍精神深层的东西。八十年代，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八月骄阳》，讲的就是老舍的死。此小说对“文革”的场景的描写颇为传神，连对话都颇像老舍的台词。老舍的京味，许多人模仿，都不太像，汪氏则惟妙惟肖。他师承了《茶馆》的风格，直指命运的悲剧。在《茶馆》里，老舍看人看世，多无奈的悲悯，现在他被人所看，也成了悲剧的一员，可谓历史的循环与讽刺。汪曾祺看到了忠而见弃，爱而获怨的荒谬，但不直写，而是绕道而行，通过老实的市民的眼睛，打量浇漓世道，写得浩气弥天，缓而有力，真真是妙笔。那些文字，是接着老舍的文字而来的，汪先生对老舍的爱，非一般文字可以描摹。他写“文革”中老舍的悲剧，不去直面淋漓的鲜血，而是从善良的人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