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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货币体系演变考

一、五代十国时期货币体系的政治背景

（一）政权割据对货币体系的冲击

五代十国（907-960年）作为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政权更迭频繁，形成“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与“十国”（如南唐、吴越、前蜀等）并立的局面。这种政治分裂直接导致中央集权货币制度的瓦解。据《旧五代史》记载，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曾试图恢复铜钱铸造，但因政权控制力薄弱，实际流通中仍以唐代旧钱为主。各割据政权为满足财政需求，竞相私铸劣币，造成“钱法大坏”（《资治通鉴》卷267）。

（二）区域性货币政策的形成

十国政权根据自身经济需求制定差异化货币政策。例如南唐升元年间（937-943年）铸造“唐国通宝”，规定每千文重三斤十二两，试图建立独立货币体系；而楚王马殷推行“铁钱本位”，《十国春秋》载其“铸铁钱，围六寸，文曰‘乾封泉宝’”，形成以湖南为中心的铁钱流通区。这种区域性货币政策的实践，反映出地方政权对货币主权的争夺。

二、货币种类与流通特征

（一）多元材质货币的并存现象

此时期货币材质呈现铜、铁、铅、锡多元并存特征。考古数据显示，河北曲阳窖藏出土的“天福元宝”含铜量仅53%，较唐代开元通宝的83%大幅下降；福建地区出土的“永隆通宝”则为陶质货币，印证《闽书》所载“铸大铁钱，以铜钱一当铁钱十”的记载。这种材质混杂导致价值体系紊乱，出现“恶钱驱逐良钱”现象。

（二）跨境流通的阻滞与变通

政权割据造成货币流通壁垒。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敕令规定：“诸道州府商贾往来，钱帛并须依市价，不得阻滞”（《五代会要》卷27），但实际执行困难。商人采用“短陌”折算（如770文作一贯）、实物代币（绢帛、茶叶）等方式应对。敦煌文书P.3569号记载沙州归义军政权“壹斗粟折钱壹佰贰拾文”，体现实物货币化的特殊形态。

三、货币铸造技术的演变

（一）铸币工艺的退化与创新

战乱导致官铸体系崩溃，民间私铸盛行。陕西西安出土的“汉元通宝”钱范显示，其铸造工艺较唐代粗糙，钱文模糊，穿孔错位率达32%。但个别政权实现技术突破，如后周显德年间采用“母钱翻砂法”，使铸钱效率提升3倍，《册府元龟》卷501载“岁铸钱三十万贯”。这种工艺革新为宋代“铸钱监”制度奠定基础。

（二）钱文形制的承袭与变革

钱文内容呈现政权合法性诉求。后唐同光年间（923-926年）铸造“天成元宝”，刻意沿用唐代年号；而前蜀王建铸“永平元宝”，钱文采用隶书，突破唐代楷书传统。南唐“大唐通宝”直径24-25毫米，较唐代标准缩小15%，反映通货膨胀下的货币贬值。

四、货币危机与社会经济影响

（一）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宋史·食货志》追述：“五代相承，常赋之外，贡献无算”。后晋天福三年（938年）规定“每斗盐价计钱一百文”，较唐末上涨400%。政权为弥补财政赤字，大量铸造不足值货币，形成“铸钱愈多，物价愈贵”的恶性循环。马端临《文献通考》称“钱币之弊，至五代而极”。

（二）货币信用体系的崩溃

官方信用丧失导致民间信用货币兴起。敦煌出土S.6452号文书显示，净土寺采用“便物历”进行谷物借贷，年利率达100%。同时，金属货币的短缺促使“交子”雏形出现，《十国春秋》载蜀地商人发行“楮券”，这种信用票据的萌芽预示着货币形态的重大变革。

五、货币体系的历史承续

（一）宋代货币制度的奠基作用

后周显德年间（954-959年）的币制改革具有转折意义。通过销毁佛像铸钱、设立监铸机构、统一钱文标准（“周元通宝”重3.4克）等措施，为宋代“年号钱”制度提供范本。据《玉海》记载，宋初铸钱量恢复至每年50万贯，较五代平均水平增长5倍。

（二）跨区域货币圈的初步形成

十国货币在特定区域内形成持久影响力。南唐“唐国通宝”在宋初仍作为纳税货币流通，《宋会要辑稿》载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诏令“江南旧用铁钱，每十当铜钱一”。楚地铁钱流通持续至南宋，形成“荆湖铁钱区”，这种区域货币传统深刻影响后世货币格局。

结语

五代十国时期货币体系的演变，既是政权分裂的必然产物，也是经济规律作用的历史见证。其呈现的货币多元化、区域化特征，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也为宋代统一货币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实践经验。这一时期货币制度的震荡与调适，深刻揭示出货币主权与政治权力的内在关联，对理解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发展规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