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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最后一课》汉译及其社会背景

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接受，总有其特定的社会土壤和

话语空间。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借助翻译，在接受国成功

地实现其生命的延续，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获得本土化再造，

也总是反映着接受国独特历史条件，有接受国本土社会情感

的运作参与其间。因此，追溯一部异国作品在中国的命运，

就其与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的联系加以考察，可以更好的认

识它以及对它接受的历史，也更好地认识承载了这历史的我

们自己。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1912年

被译入中国①，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长期入选我国中

学语文教材，超越了时间和不同意识形态的阻隔，是在中国

最有普遍群众基础的法国文学名著之一。尽管在它之后，都

德的其他作品也陆续译入，为数不能算很少②；但是关于都

德，中国人记忆最深的，永远是普法战争，是《最后一课》。

可以说，在汉语言说都德的语汇中，最具表现力的就是《最

后一课》，她甚至可以作为都德的代名词，作为“爱国主义”

的符码编入了近代中国人百年的经验史和情感史。法国人眼

中或许更是擅写南方风情的温婉的都德，在中国语境中被爱

国主义作家置换。尽管学者文人曾在以哀逝情怀叙写湘西风

土的沈从文身上体认了都德的韵致，显示了他们对这位诞生

于普罗旺司的法国作家的审美回应，而对于普通的中国受

众，星光下牧羊人的柔情和赛甘先生的山羊遥远而陌生，只

有《最后一课》和都德一起熔铸为爱国主义的代码，成为我

们自己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对一个作家的接受，

尤其是对一个异域作家的跨文化接受，有时会出现对这一作

家的部分的强调或部分的偏废，它是接受者自主选择的结

果，与接受者所处的历史文化现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法

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言，“每部代表作的历史都浓缩着生产该

作品的民族以及接受这一作品的其他民族的兴趣史和敏感

史”③。因此，还原一个作品的跨文化阅读中所牵涉的历史

语境，考察其最初接受者的阅读敏感，有助于理解这一作品

在相异文化中的机遇，同时也能揭示接受者自我在外来作品

的本土化运作中的意义。

本文从《最后一课》最初的译本着手，结合其他早期出

现的译本，分析这部法国文学名著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

特殊文化语境中被接受时，中国本土文化的切身经验和民族

情感的积郁怎样制约着译者，并通过译者的个人敏感穿透作

品，奠定了接受之基，使这部作品成为几代中国人在割地赔

款的阴影下，在亡国的现实危机中爱国感情表达的媒介。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原名Ｌ

aＤernireclasse)是都德作品汉译的第一篇，它最初刊登在

1912年11月5日上海《大共和日报》，译名《割地》④。此

后，同一译本又由留美学生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留

美学生季报》在1915年春季号仍以《割地》之名重新刊出。

1919年，亚东图书馆为已然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译者出版

《短篇小说集》，以《最后一课》原题收入该译本。而后，

这一译本又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在白话文进入基础教育的背

景下，被收入由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

印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都德这部作品在中国流传最

广、影响最大的译本，最有力地参与了汉语语境中都德形象

的构造。与胡译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同在1915年，同

样在上海，创刊于1914年6月，以都市市民为读者对象，

以娱乐休闲为旗帜的小说周刊《礼拜六》推出了署名“静英

女士”译的《最后之授课》，是胡适译本之外今天所见最早

的他译；由于《礼拜六》所牵涉的与《留美学生季报》不同

的读者层，这一新译本的出现对于还原《最后一课》在中国

的接受语境别有意义。此外，在上述两个译本出现之间的

1913年，在长沙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刊载了标明“匪石

译”的《最后一课》⑤，尽管经过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个

译本只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但是这一现象本身，和都德之

同一作品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一再被选择被发现，都从不同层

面显示着接受者社会集体意识在对异域文学作品移植和化

入过程中的有力运作。

胡适译本初名《割地》，这一译名的选择就已准确无误

地传递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情感信息，以一个词语的

选用开启了本土经验、民族情感对都德的再创造。《最后一

课》法文原名ＬaＤerniereＣlasse，鲜明而贴近故事内容:一个

学童对自己“最后一课”的深切记忆。在翻译时，译者与第

一读者胡适，放弃了直接将其译为《最后一课》这样合情而

又轻松的做法，而选择把这部作品最能激起他回应的故事的

本质直接推向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