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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产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1.1有关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

在数字经济研究成果方面，主要包括：数字经济的内涵和测度方法等。

在数字经济内涵上，虽然DonTapscott早在1996年就提出了“数字经济”这一概念，但是数字经济目前还没有严谨的经济学定义，国内外文献也试图从不同的维度探讨数字经济的内涵REF_Ref1124373723\w\h[2]。G20杭州峰会提出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对数字经济的界定被广为接受，它指出数字经济是通过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数字化的知识信息及互联网等来提高效率和完善经济结构的诸多经济活动总称REF_Ref1125768704\w\h[3]。

在数字经济测度方法研究上，虽然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但国内外文献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测量：一是通过界定数字经济的范畴来计算数字经济的规模。例如美国商务部和OECD就是从这一角度对数字经济进行测算的；二是构建多维指标，比较不同区域的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出数字经济相对发展水平。例如国际电信联盟（ITU）建立了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IDI），这个指标是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渗透情况、使用途径及应用拓展等多个维度构建的，可以很好地测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述有关数字经济的测度方法对本文测度中国制造业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1.2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研究

在全球价值链研究成果方面，主要包括：理论发展、影响因素及测算方法等。

在全球价值链理论发展上，全球价值链内涵的发展没有遵循线性路径，此概念在不同时间、不同领域以不同的角度被构思。Gereffi（2001）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定义，他指出，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伴随着的是各国间的分工合作，即价值链活动跨境布局，价值链上的设计研发、加工组装、营销售后等环节由多个国家（地区）一起完成，而并非局限于一个国家（地区）内，自然产品的国别属性淡化，这就构成了全球价值链REF_Ref1126272914\w\h[4]。Kaplinskyetal.（2002）指出，价值链上的各活动会创造出不同的增加值，而掌握了该价值链的重要环节，就相当于主导了这条全球价值链REF_Ref1304751701\w\h[5]。张辉（2004）指出，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一门方兴未艾的理论，认识它需要从每个环节出发，他重点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动力来源REF_Ref1305239104\w\h[6]。卢峰（2004）提出了“产品内分工”这一概念，他指出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最终到产品内分工是国际分工的发展趋势特征REF_Ref1305659279\w\h[7]。

国外文献从多个视角对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例如Humphrey（2002）指出，技术水平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因为价值链上的活动所需要的技术水平存在差异REF_Ref1126625861\w\h[8]。国内文献方面，汤碧（2012）指出技术溢出、技术转移和国家GDP是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关键因素REF_Ref1127130071\w\h[9]。杨高举与黄先海（2013）构建增加值率和生产率指数，实证检验了科技发展、资本禀赋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具体影响，发现科技发展和资本禀赋显著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REF_Ref1127533439\w\h[10]。张少军和刘志彪（2013）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国际分工中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遵循本国要素结构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对外贸易REF_Ref1127953614\w\h[11]。黎峰（2015）研究发现优化要素禀赋可以有效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REF_Ref1128575473\w\h[12]。戴翔等（2018）认为要素禀赋能够体现比较优势，从而决定全球价值链嵌入方式，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REF_Ref1129499858\w\h[13]。

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测算方法上，第一是依据Hausmanetal.（2007）提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EXPY），但这一方法可能会高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REF_Ref1129987261\w\h[14]；第二是依据Hummelsetal.（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指数（VSS），但该方法也存在不足，它只能根据WIOTs计算出单一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且指标隐含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被满足REF_Ref1146306858\w\h[15]；进而国内外研究转向通过Koopmanetal.（2010）所构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