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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盛：隋唐之际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狭义上讲，运河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广义上讲，运河是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通常与自然水道或其他运河相连。除航运外，运河还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涝、供水等。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组织开凿了人工运河——邗沟，其目的是沟通南北、便于当时的吴国北上争霸。世界上著名的运河有基尔运河、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等。在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南起余杭，北到涿郡，开凿了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从北往南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全长2000多公里，沟通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当时联系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隋唐大运河带动了沿线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运河沿岸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正是因为隋唐大运河的兴旺，处于其中心位置的洛阳在当时成为商贾云集、物资集散的大都市，由此开启了洛阳城与运河之间的历史叙述。

在隋唐时期，大运河洛阳段发挥了重要的漕运功能，堪称交通枢纽中心，每年“郡国舟船辀轳万计”(唐·杜宝：《大业杂记》)通过运河抵达洛阳。初唐陈子昂在《上军国机要事》中也提到“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唐末五代人王溥于《唐会要》中亦言：“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价直。”每年数百万石的漕粮，经江南运到洛阳，再由洛阳运到长安和北京等地。这一时期的洛阳城“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货易，车马填塞，如西京之崇仁坊”。(元《河南志》)

万船竞发，商贾云集，极尽繁荣的运河运输，使洛阳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都市。从西域运来的马匹、玉器、玻璃制品等商品，从洛阳源源不断地流向东南腹地和东北边塞，甚至日本等地；从各地转运而来的绸缎绢帛茶叶等物资，又从洛阳贩往西域。

隋唐大运河之于洛阳有着巨大的意义，没有当时东都洛阳的桥梁和枢纽地位，隋唐大运河也就没有了核心和灵魂，其沟通南北的作用就无从谈起；而没有大运河和洛阳，隋唐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会大幅减弱。隋唐大运河不仅为当时的洛阳输送养料，更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的大动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洛阳的千年古都地位。

式微：唐中后期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然而到了唐朝中后期，随着安史之乱以及唐末农民起义，战火频仍，隋唐大运河已失去了昔日“百舸争流”的繁忙景象，一片萧条。

据隋唐史家潘镛先生的研究，唐代大运河漕运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唐高祖至唐中宗时期，每年漕运粮食一二十万石；第二阶段为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岁漕粮二三百万石；第三阶段为唐宪宗元和以后，漕运日益衰落，岁漕粮多则四十万石，少者十万石。

其实，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粮食漕运早在玄宗开元年间就日益式微。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玄宗任用裴耀卿进行漕运改革，裴耀卿改以前的“旷年长运”为分段转运。他析汜水、武陟、荥泽地置河阴县，设置河阴仓，在清河县(今洛阳吉利区)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峡之西设三门仓，改陕州(河南三门峡)之常平仓为太原仓，华州之广通仓为永丰仓，形成了以河阴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为枢纽的新的转运仓布局，不仅提高了漕运效率和漕粮数量，还大大改变了以往西京长安就食东都洛阳的传统，使关中地区能够通过漕运获得更多的粮食。如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运抵关中的漕粮多达700万斛，关中粮食供应得以好转。正是由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漕粮运往关中的困难，唐王朝对东都洛阳的依赖从此大大减弱。唐朝后期，漕船甚至一度不经过洛阳，《资治通鉴》中就提到“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正因为如此，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后，唐王室很少再行幸洛阳，东都洛阳作为漕运枢纽的地位已成了明日黄花。

进入唐朝中后期之后，随着安史之乱以及后来藩镇割据愈演愈烈，经由大运河的漕粮数量越来越少，相关史料记载众多：

广德二年……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新唐书》)

(广德二年三月)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资治通鉴》)

建中元年……岁入米数十万斛，以济关中。(《唐会要》)

(建中元年七月)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资治通鉴》)

(元和)初，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新唐书》)

(大中五年二月)，漕米四十万斛，其能至渭仓者，十不三四。(《旧唐书》)

唐末的运河漕粮，经刘宴改革，曾一度改变了安史之乱后漕运中衰的现象，但就整个长时段来看，大运河漕粮数量仍旧是日渐减少。尤其是在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严重影响了江淮通往东都洛阳的漕运路线。如唐德宗建中年间，藩镇李正己、李宝臣、田承嗣、梁崇义等雄踞山东、河南、江南、河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