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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摘要：艾思奇《大众哲学》以其通俗化、大众化、时代化的特质，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在这部著作中，艾思奇通过利用新兴媒体、创新写作风格、积极回应群众的现实关切，实现了哲学与人民大众的结合。时至今日，该著作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仍可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实现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带来重要启示。

关键词：艾思奇《大众哲学》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

提升理论宣传成效的关键在于，推动理论宣传通俗化、大众化，使理论深入受众、直指人心。我们党历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宣传和人民大众相结合，这也是我们党能够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取得成功的关键。《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专门撰写的一部著作，艾思奇坚持人民立场，用浅显通俗的语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充分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对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即便在今天，该著作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艾思奇《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

作为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专门读物，《大众哲学》的鲜明标志就是“通俗易懂”。从1935年李公朴的“编者序”到2006年的“修订版再说明”，一直都是从这个方面来肯定《大众哲学》的价值，解释它的受欢迎程度。强调《大众哲学》通俗化的一面是有必要的，因为通俗化才能大众化，否则它就变成了少数知识精英书斋中的学问，不能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思想力量。从词源意义上说，哲学就是“爱智慧”，正因为艾思奇的智慧之爱，他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致力于这一智慧的大众化。通俗化是“爱智慧”的表现，“爱智慧”是通俗化的根基，而大众化是通俗化的终极目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的培育。

第一，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的智慧。艾思奇早年曾设想在哲学中寻找有关人生和宇宙的科学真理，但因其深奥晦涩而陷入迷茫。后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才茅塞顿开。对宇宙和人生的变化发展，才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和恰当的解释。［1］艾思奇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一生爱智慧的写照。第二，艾思奇相信人民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智慧，也能拥有这一智慧，并且这一智慧只有交到人民手中，才能变成改天换地的力量。他认为，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其生命力应当建于群众基础之上。哲学不贴近群众，就会失却立足之本；群众远离了哲学，就不可能掌握解放自我的武器，“只有善于从广大人民生活中吸收创造的泉源，善于综合（直接地或间接地）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的知识界，才能够在科学文化方面作出重大的贡献。只有善于从劳动人民群众中去寻找创造的泉源，才能在科学文化方面进行最有价值的创造的活动”［2］。但特定时期受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影响，人们传统观念中还对哲学存在不少误解。比如，在有些人看来，哲学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隔甚远，要么虚无缥缈、不接地气，要么就是谈论鬼神命运、神秘难测，普罗大众难以企及等，这些观念严重阻碍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理解和掌握。因此艾思奇下决心要通过《大众哲学》这一本通俗哲学著作，扫清横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民群众中间的“拦路虎”，使人民群众广泛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利用新兴媒体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有“杂志年”之称，这一时期正是杂志作为新兴媒体蓬勃发展的时期，杂志成为思想理论界各种观点竞相呈现的舞台。《大众哲学》最初刊发时叫《哲学讲话》，直到第四版才改为现名。在未作为一本著作汇编出版之前，《哲学讲话》是在《读书生活》“哲学讲话”专栏上连载，从1934年11月开始到1935年底汇编成册，艾思奇在这个专栏总共发表了24篇《哲学讲话》。《读书生活》的前身是1934年史量才主持的《申报》副刊《读书问答》，因为这个副刊影响力日渐壮大，才独立成一个半月刊。［3］《大众哲学》正是因为充分利用了杂志这一新兴媒体，为自己奠定了广泛的读者基础，“才不过出世5个月，已经就是四版”［4］，有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二）创新写作风格

《大众哲学》的写作风格在两个方面体现其创新性：一个是语言，另外一个是写作手法。因为有志于写一部哲学通俗读物，所以艾思奇在写作语言上有他独特的思考与设计，他认为写作首先要放弃“专门家”居高临下的角色，回到理论初学时的本真状态，即“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5］。艾思奇的这一想法，奠定了《大众哲学》贴近人民大众的口语化、通俗化语言风格。

《大众哲学》通俗易懂的语言备受人民群众欢迎，例如由“七十二变”谈现象和本质，由“谈虎色变”谈形式和内容，由“无风不起浪”谈事物的联系等等，就像和群众聊天、拉家常。关于写作手法，艾思奇也一反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