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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家谱文化价值重构与释放——以舟山家谱为例

（舟山市图书馆，浙江舟山316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自觉传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中华文脉，增进文化认同，助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清代学者张澍《姓氏寻源》有云：“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参天之木，必有其根；人之有祖，亦如是焉。”而家谱作为宗族层面传承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物质载体，在维系宗族团结、提升群体认同感、道德教化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提出“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将国史、方志与家谱并称为“中华文化三大文献”[1]。家谱又名宗谱、族谱、家乘，是通过谱表形式记录宗族世系繁衍、家族迁徙、发展历史等内容的书本载体[2]。完整的家谱一般包括：谱序、凡例、家训等，可呈现某个宗族的完整历史[3]。家谱除了记录以“尊祖、敬宗、收族”为主的宗族关系之外，同时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从而达到“代代相继，家国同构”的教化旨趣[4]。家谱最早可追溯至上古时期，其雏形以甲骨及青铜器为载体，对父、子、孙、曾名录进行简单记录。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门阀制度形成导致社会普遍重视门第，呈现“中正所铨，但存门第”的社会风气，致使谱牒成为世家与官员大族选官、联姻、社会交往的重要依据。到了北宋，随着家谱修撰门槛逐渐下沉，民间修撰家谱风气兴盛。明清时期，家谱民间修撰达到顶峰，呈现出“姓姓修谱，族族有谱”的社会景象。

舟山市，地处东南沿海群岛，是我国第一个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舟山市因地理环境特殊、战乱及海禁，历史上存在数次人口内迁，导致大量家谱文献遗失。根据现存家谱资料，舟山市家谱对比浙东其他地区修撰时间较晚，大多重修于清代康熙之后。据《述修堂（韩氏）宗谱》中旧谱原序记载：“……迄大明嘉靖年间，吾邑前有韩鼎公后有韩琏公，又有克济公等，实属前朝名宦，俱为定海英贤。……本朝顺治丙申年冬，我皇上奉旨将舟山人民迁居内地，一时行旅彷徨，附船紧急，即家眷尚不能聚首，而家谱谁复为留心耶。当时弃之如遗，后日求之不得。此亦势所必然者。”上述文献佐证了舟山地区家谱修撰时间较晚的事实。当前，舟山市图书馆作为舟山市家谱的主要管理者，为迎合新时代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要求，在家谱征集收藏、编印目录、阅读推广等方面开展诸多工作。基于此，本文旨在以舟山家谱作为典型案例，深入探究当代家谱文化价值重构与释放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与实施路径，为当代家谱文化价值重构与释放提供理论依据及案例参考。

由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理论可知，认同是人们通过周围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建构形成的自我认知框架，即人们通过行为、语言、符号、概念确定自身意义系统，从而决定价值判断及行动模式[5]。而宗族集体认同旨在集体成员基于血缘纽带，对群体文化、制度、价值观产生认同感，并遵循集体规则开展行动[6]。宗族集体认同虽不存在具象载体，但可通过家谱等具有宗族集体象征意义的文化产物进行强化。一方面，宗族成员可通过家谱记载的人物关系及历史记忆，加强自我固有社会关系认知，有利于提升宗族集体情感归属。另一方面，宗族成员依托族规家训、祭祀祖先、集体活动等，不仅可以强化宗族成员群体身份定位，也有助于增强宗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巩固宗族共同体。舟山是浙江省的重点侨乡，在历史上存在诸多旅居海外的舟山人。随着1987年台湾当局部分开放大陆探亲政策，曾经漂泊海外的舟山同胞才得以实现民间正常往来。尽管时隔近四十年，但舟山籍台胞基于家谱所巩固的宗族集体认同感，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仍刻骨铭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高人民道德水平及精神素养”。家谱作为中华优秀文明道德传承的智慧集聚体，不仅是家族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是教化后人的有效范式。家训族规作为家谱重要组成部分及传承中华优秀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指在宗法制度下，宗族在家谱中制定并用来约束其成员的规章制度[7]。例如，舟山厉氏拟有家训“恭谨、宽厚、诚信、勤敏、慈惠”，体现了厉氏宗亲对族人在为人准则、处世原则、人生追求、家族厚望等方面的规勉和期许。除此之外，诸多家谱所记录的家训，无不围绕“爱国”“孝顺”“诚信”“勤奋”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进行制定，这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一脉相承。此背景下，一方面，家谱依托家训族规有利于赋予宗族成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优良人文精神与品德追求，促进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另一方面，宗族及其成员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方面得以巩固发展，必然会助推整个国家进一步繁荣兴盛，继而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传承中华优秀道德品质。

家谱作为记录宗族血缘繁衍、人物事迹及族群迁移的综合记录，不仅对宗族本身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