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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满蒙联姻制度与北部边疆的稳定——以赛音诺颜部为例

（故宫博物院，北京100009）

清代之前的和亲大多是中原王朝对边疆部族的羁縻政策。到了清代，满蒙联姻则作为一种国策被长期执行。据统计，“有清一代，满蒙联姻有五百多人次”[1]。乾隆帝在巡幸科尔沁时作诗云，“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2]。这句诗道出了清皇室与蒙古贵族间的紧密联系。这种紧密联系自努尔哈赤起至清末从未断绝。

“额驸”是满语，即汉语中“驸马”之意，是清廷指代皇室女子夫婿的专称。根据皇室女子身份不同，额驸有着不同的称谓。一般而言，皇后之女封固伦公主，其夫称固伦额驸；妃嫔之女封和硕公主，其夫称和硕额驸。

早在关外时，为了与明王朝相抗衡，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通过与蒙古联姻的方式加强自身实力。清代入关后，仍频繁、长期地与蒙古结亲，“培养出了一大批与清皇室有着血缘关系，民族意识已经淡化的蒙古王公。他们为边疆的安定和祖国的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3]。

自康熙朝以来，西北边疆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准噶尔部崛起，并向漠北喀尔喀蒙古进攻。喀尔喀地区西部接壤准噶尔部，南邻漠南蒙古，北接俄罗斯，且远离中央所在地，是非常关键的战略要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喀尔喀蒙古为躲避准噶尔部的进攻，归附清廷。康熙三十年（1691年），通过多伦会盟，清政府建立起对喀尔喀蒙古的直接统治，并意图通过喀尔喀蒙古在不设边防的情况下，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辖。

因此，清廷将联姻对象由漠南蒙古扩展到漠北蒙古。如康熙帝将自己的六女儿和硕恪靖公主嫁给了漠北蒙古势力最大的土谢图汗的儿子敦多布多尔济；将第十女和硕纯悫公主下嫁给赛音诺颜部策凌。

赛音诺颜部为喀尔喀蒙古四部之一，是喀尔喀蒙古中与清廷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部，原隶属于土谢图汗部，是清政府巩固西北边疆的中坚力量。自皇太极开始，赛音诺颜部就与清廷产生了联系。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通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弹压，迫使喀尔喀承认了清朝的宗主地位，清廷在喀尔喀地区明确设立了八扎萨克和“九白之贡”定例与赏赐标准。赛音诺颜部长丹津喇嘛被封为喀尔喀左翼扎萨克之一。但这仅代表清政府对喀尔喀的政治干预加强，“当时的喀尔喀对清朝仅仅是名义上的臣属关系，这与内蒙古不同，清廷在喀尔喀并没有设官行政，没有划分地域、调整属民，没有授予印敕，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联合体仍然存在，贵族称号也是沿用旧的汗、济农、诺颜等”[4]。

康熙三十年（1691年），多伦会盟后，清政府按照内蒙古盟旗制度，在喀尔喀地区设立三十四旗，旗下设参领、佐领，才将其正式纳入清王朝的统治范围。赛音诺颜部的善巴被封为多罗郡王，兼扎萨克职，隶属土谢图汗部。后善巴在抵御噶尔丹的战役中因忠诚效力被晋封为和硕亲王。

2.2.1获封额驸，成长之始

自康熙时期开始，清王朝施行“内廷教养”的制度，即蒙古王公的部分子弟自幼年入京，在宫廷中长大，与皇子皇孙一同读书学习，他们成年后纳为额驸者不乏其例。

但是，策凌的情况较为特殊。策凌，博尔济吉特氏，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为躲避噶尔丹的入侵，随祖母入居内地，教养于京师。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为其指婚和硕纯悫公主，授和硕额驸。在这一时期与公主联姻者仅有敦多布多尔济与策凌。敦多布多尔济是喀尔喀蒙古势力最大的土谢图汗部的继承人。策凌仅仅是隶属于土谢图汗部的赛音诺颜部的微末台吉，却得以与公主成婚。

不仅如此，自努尔哈赤开始，出嫁蒙古的公主、格格就有严格的省亲制度和额驸朝觐制度。雍正元年（1723年）甚至有文规定，“公主等下嫁蒙古，成婚之后，久住京师，与蒙古甚无裨益。嗣后公主等下嫁蒙古，非特旨留京者不得过一年之限。若因疾病，或有娠，不得即往者，令将情结奏明展现”[5]。策凌却得以与纯悫公主共同居住在京城4年，直至公主去世后才返回漠北长居，其所受荣宠实属罕见。

策凌所受殊宠一方面与其个人才智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是源于西北局势的影响。不仅沙俄势力严重威胁着北部边疆，而且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在短暂向清廷恭顺后，又开始破坏和平统一，西北战事又起。准噶尔的平定关系着西藏、新疆的安稳，不彻底消灭准噶尔，被康熙倚为长城的蒙古各部也将永无宁日。而且，喀尔喀蒙古虽已归附，但缺乏向心力，清廷急需在喀尔喀地区培养起自己的代理人。在皇帝直接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策凌恰好以额驸的身份充当了这一角色。

2.2.2对准战争，荣宠极盛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在准噶尔部进犯新疆之际，策凌奉命“赴推河从军，出北路防御策妄阿拉布坦”。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准噶尔部进兵拉萨，策凌随振武将军傅尔丹率领的北路大军，“屡破准噶尔，获其宰桑贝坤等百余人，俘馘甚众。战乌兰呼济尔，焚敌粮”，后又击退准噶尔援兵，“授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