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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架构下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困境

一、VIE架构的基本概念与运作机制

（一）VIE架构的定义与核心特征

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InterestEntity,VIE）架构是一种通过协议控制实现财务并表的企业组织形式，常见于中国互联网、教育等行业。其核心特征是通过设立境外上市主体与境内运营实体之间的协议安排（如独家业务合作协议、股权质押协议等），规避外资准入限制，实现境外融资。据中国证监会统计，截至2022年，超过200家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采用VIE架构，涉及员工总数超过500万人。

（二）VIE架构的法律属性争议

VIE架构的法律效力在国内外存在显著差异。中国现行法律未明确承认其合法性，仅通过《外商投资法》及负面清单进行间接约束。这种“灰色地带”导致劳动关系中权利义务主体模糊化。例如，境外上市主体与境内运营实体的分离，使得劳动者实际雇佣方与名义雇主可能不一致，为后续权益主张埋下隐患。

二、VIE架构下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主要困境

（一）法律适用主体的认定难题

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常面临“诉讼对象不明”的困境。2021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理的某在线教育企业劳动争议案显示，劳动者与境内运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薪资实际由境外上市主体通过VIE协议支付。法院最终以“合同相对性”原则驳回对境外主体的追责请求，导致劳动者无法主张境外主体的连带责任。此类案例暴露了现行《劳动合同法》第10条关于劳动关系单一性的规定与VIE架构复杂性的冲突。

（二）跨境维权程序的制度障碍

劳动者主张权益时需跨越司法管辖壁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发布的《关于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若干规定》，涉及境外主体的劳动争议需通过国际私法程序解决。但实践中，境外上市主体多注册在开曼群岛等离岸法域，劳动者需承担高额跨境诉讼成本。数据显示，2018-2022年间涉及VIE架构的劳动争议案件中，仅12%的劳动者成功启动境外司法程序。

（三）劳动监察与社保缴纳的监管漏洞

VIE架构常导致社保缴纳主体与用工主体分离。某电商平台案例显示，其境内运营公司以“技术服务费”名义向境外主体转移资金，导致社保缴费基数被人为降低。劳动监察部门因缺乏对境外资金流的调查权限，难以有效查处此类违规行为。据人社部统计，VIE架构企业社保合规率仅为常规企业的63%。

三、法律困境的深层成因分析

（一）国内立法与监管框架的滞后性

现行《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订）、《社会保险法》等均未对VIE架构下的特殊劳动关系作出回应。对比欧盟《跨境劳动者权益保护指令》（2014/67/EU）中关于“事实雇主”的认定标准，我国法律在多层雇佣关系规制方面存在明显空白。

（二）企业组织形态与劳动法理的冲突

VIE架构本质上属于“合同控制型”企业组织形态，与劳动法强调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产生法理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2023年的研究表明，VIE架构使企业对劳动者的控制权分散在多个法律实体之间，导致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失效。

（三）国际私法协作机制的缺失

我国尚未与主要离岸法域签订劳动法领域的司法协助协定。在“华为诉香港伟创力案”（2021）中，尽管深圳法院认定境外主体存在用工责任，但因缺乏承认与执行判决的双边机制，劳动者最终未能获得境外主体的赔偿。

四、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优化路径

（一）构建穿透式劳动关系认定规则

建议参考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FLSA）中的“联合雇主”理论，在《劳动合同法》中增设条款，明确VIE架构下境外控制方与境内执行方的连带责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22年《新型用工关系审判指南》中已尝试将“实际控制力”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补充标准，该经验可上升至国家立法层面。

（二）完善跨境劳动权益救济机制

推动与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等离岸法域签订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将劳动争议纳入承认与执行范围。同时可借鉴新加坡“劳动纠纷跨境调解中心”模式，建立专门处理VIE架构争议的仲裁机构。

（三）强化劳动监察的域外效力

修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赋予监管部门调取VIE协议、跨境资金流水等证据的权限。对于通过协议转移用工成本的行为，可参照《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的“反避税”规则，实施穿透式监管。

结语

VIE架构下的劳动者权益保护困境，本质上是全球化资本流动与属地化劳动治理之间的制度性矛盾。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立法、司法、行政监管的多维协同，在维护企业融资需求与保障劳动者权益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未来改革应聚焦于法律关系的实质化认定、跨境执行机制的完善以及监管技术的创新，从而构建适应新型企业组织形态的劳动法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