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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永新县的“异姓共祠”现象研究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大理671000）

宗族，是百余年来汉人社会研究中的重要观察和研究对象。《尔雅·释亲》云：“父之党为宗族，母与妻之党为兄弟。”宗族作为一种以“父系单系世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非正式组织，常设于中国华南、华北等地区。

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当地有大量祠堂。一方面是由于当地民族成分以汉族居多，是典型的汉文化地区，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较深；另一方面吉安地区是欧阳修等思想家宗法理论的实践场所。当地祠堂往往以姓氏为单位设立，也有部分以门房为单位设立。不同于其他地区普遍宗族实践所得到的一姓一祠经验，永新县的多数地区存在着多个姓氏共用一个祠堂的现象。在宗族团体和宗祠建筑普遍以血缘关系和同姓认同为特点的汉人社会，这样的宗族实践较为少见。

目前对“异姓共祠”现象的研究成果，以历史学研究为主，其中以钱杭的研究为代表，主要从源流缘起的视角下讨论“异姓共祠”现象，认为“异姓共祠”实际上是同姓渊源的产物[1]；在人类学研究中，有牛文斌对小白井村的研究，小白井村并无宗族文化，故牛文斌着眼于乡村公共空间的变迁，将“异姓共祠”现象与村落共同体、乡村公共空间进行联系，讨论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乡村建设的基本动力[2]。该文对江西省永新县地区祠堂文化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翔实的调查研究，同时探究“异姓共祠”的特殊现象何以在该地区得到实现。

永新县有13个乡、10个镇，其中行政村238个，自然村若干，祠堂约有一千三四百个，一个行政村最多有十余个祠堂。永新县部分地区有大、小祠堂的区别，这是由于门房不同，在分家之后，一方面为表现自己经济富裕，另一方面为表达对祖先的尊重，部分门房会在修建大祠堂的同时，在村镇里修建小祠堂，进行祭祖等宗族活动时，会在大祠堂进行完活动之后，再在小祠堂重复一次。

礼堂，是用于举行典礼、行礼、集会和娱乐的场所，其与祠堂存在一定区别。在永新县，当地人认为礼堂是祠堂的一种，区别在于礼堂拥有娱乐的功能，以“祠堂”为名的祠堂中，只有较大、较新的祠堂才会被人们用于娱乐等活动。同时，当地修缮旧祠堂的过程中，也存在将祠堂之名改挂礼堂之名的情况[3]。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破四旧”运动的影响，永新县祠堂文化一度停滞。在此期间，因为永新县大部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当地贫苦人民数量较多，建不起房的人民选择住在祠堂之内，使多数祠堂建筑未遭到破坏，虽然大多数祠堂建筑年久失修，相对破败，但却得以保留。

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人外出打工，在经济富裕的情况下，开始与村里人一同出资修缮、新建祠堂。近几年，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修缮、新建祠堂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在此期间，永新县的宗祠文化逐渐复兴，到现在全县旧祠堂80%得到了修缮，新祠堂所承担的功能更是远远超过旧祠堂，多数成了各村镇特色文化的景观。

在过去，永新县的各种祠堂多数用于祭祀先人、红白喜事等宗族事务。在人民公社时期，部分地区会将祠堂作为举行会议的场所。

近几年，永新县各种祠堂得到修缮、新建后，所承担的功能不再局限于过去较为正式的宗族事务。棋牌室、阅览室等娱乐场所的出现，使得祠堂的使用变得频繁，祠堂不再以它神圣性的一面作为主要面貌，这一场所变得日常化。在埠前镇三门村刘沆祠，村里较为年长的居民会在祠堂内进行闲聊、晒太阳、下棋等休闲娱乐活动。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拥有一定威望的人，祠堂内并不会特意供奉族内先人的牌位，而是将先人的牌位供奉在自己家中，这种现象在多姓村尤为常见，他们甚至会将祭祀先人的行为从祠堂转移到自家宅中。

从永新县祠堂的使用情况来看，虽然祠堂仍然承担着红白喜事、通知会议等正式功能，但其已褪去其神圣性的面纱，变为一个日常化的场所，这是因为修缮后及新建的祠堂往往宽敞、干净，整体环境较好，适合用于各种娱乐活动。一方面是出于保护祠堂的意识，“如果经常有人在祠堂走动，可以更容易发现祠堂是否有地方坏了”；另一方面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以及祠堂改公用和没房子住的族人居住于祠堂之内的现象，也使祠堂的神圣性逐渐消解。

永新县“异姓共祠”现象由来已久，在当地大多数地区，都存在着“异姓共祠”现象。永新县“异姓共祠”现象具体出现的年份并无史料记述，当地老人对此也没有印象。

L先生祖籍永新县石桥镇黄岭村人，由于工作缘故，早年他将户口从石桥镇迁至禾川镇，但现在仍会每周往返石桥镇，以探望家人。L先生家是黄岭村唯一一户刘姓家庭。三代以前，L先生的祖先居住于石桥镇官田村，后因家中男性长辈过早去世，家中女性长辈为便于抚养子女，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即黄岭村。根据L先生回忆，小时候他家里穷，没钱建房，当地尹姓家族看他们家可怜，就允许他们住在黄岭村的尹氏祠堂里，直到后来积攒钱财，修建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才从祠堂里搬出来。直到现在，当地刘姓成员依旧和当地尹氏成员共用一座祠堂，两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