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视域下阜阳市乡村地区居民文化消费现状研究.docx

公共文化服务视域下阜阳市乡村地区居民文化消费现状研究

周振勤，王申红

（阜阳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阜阳236037）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十四五”规划均提出“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繁荣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研究乡村居民的文化消费现状，是为了寻找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变革的着力点。

费孝通先生有言[1]，个体的感受与其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往往存在偏差，这又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着社会实体。也就是说，即便受众体验不被重视，他们仍能够消极的影响公共文化服务。因此，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应关注居民的文化消费面貌。

该文所指的乡村居民，是行政村及其下属自然村的所有居民。对乡村文化消费的研究无法回避外出务工人员，阜阳乡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数量众多。在网络时代，他们与家乡的联系空前加强。虽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但当他们把在外形成的文化消费习惯带回时，对乡村社区产生的影响强烈而直观。

文化消费是指人们对无形文化产品的使用和占有[2]，其内涵难以严格界定。有学者认为，文化消费可以以物质形态表现出来，而物质消费有时也具有文化的因素[3]。该文所指的文化消费，是限定在公共文化服务视域下的一系列文化活动。

目前，我国乡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存在供给和消费错位[4]、供给不足和供给无效，同时也存在非理性消费和消费需求无法满足。

已有研究可概括为4个方面。第一，“弱参与”[5]。乡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知晓率、参与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不仅如此，提供者与居民之间缺乏互动。第二，存在价值混乱[6]。婚丧礼仪消费高一直是部分地区的重大现象，赌博行为、封建迷信等也都从来没有消失。第三，内容单调，某一种文化行为甚至成为一个群体的群体特征。第四，环境不佳[7]。文化消费缺乏积极向上的氛围，文化市场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混乱。

根据对阜阳乡村地区的走访，上述描绘既有印证也有偏颇。人一定存在文化需求，该文试图回答，如果乡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活动缺乏热情，那么他们的文化消费到底是何种面貌？是在哪些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能够做出哪些改变？

课题组于2020年底在阜阳地区的9个自然村进行了走访和半控制式的访谈。访谈对象包括12个家庭，约计40余人，既有留守居民，也有外出务工返乡人员。课题组秉持通俗易懂的原则进行了访谈话题设计，通过深度谈话，获得了一批资料。谈话大致顺着图1的思路展开，并且不限于所列内容（见图1）。

考虑到社会现象之复杂，该文暂从两个维度共7个方面对阜阳乡村社区的文化消费面貌进行编织。

2.2.1消费目的

该文拟按目的对文化消费作如下划分。将以增广见闻为目的的文化消费界定为“发展性文化消费”，这有益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及个人的生活改善；打发时间、基本不产生价值的则界定为“保障性文化消费”，两种性质可以同时具备。

访谈发现，后者是主流。近年来在临泉某乡村地区钓鱼现象十分盛行。凡在家留守的男性不分年龄几乎人手一竿，甚至还影响了偶尔返乡的外出务工者和少量女性，但这很大程度上只是消磨时光。究其原因，它具备现实可行性，又切合乡村居民的心理需求，才得以大行其道。

发展性的文化消费存在很少。一类是时政法制类电视节目的收看。每个村庄总有《新闻联播》的忠实观众，也必然有法制节目的拥趸。但是，这并不能得到积极的社会评价。二类是农技书籍的获取和阅读。有受访者叙述，两年前曾从送书下乡活动中免费获得一本《养兔技术问答》，但书的内容与家庭养兔不相符，读过之后并无收获。这两类活动都归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乡村居民的参与显然不足，其形式和内容也都有待探索改进。

2.2.2组织形式

以人员的聚集与否为标准，可以分成“聚集性文化活动”和“分散性文化活动”。聚集规模可大可小。为扩大覆盖面，公共文化服务往往不考虑个体特殊性，通过聚集或大规模聚集的形式来提供。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大部分聚集活动都被制止，分散式文化活动的优势得以显现。

访谈中发现，乡村社会对青少年离群现象有了相当高度的包容，这在十数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乡村地区的“人”可以是个体而不必须是群体，聚集的文化活动也就逐渐失去了存在土壤。一方面，由于互联网普及率偏低，人们又缺乏纸质阅读习惯，电视也就成了不二选择。另一方面，中老年人喜欢以扑克、麻将为主的聚集式文化活动，但这不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乡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正面临着现实的挑战。聚集的活动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偏弱，也不能满足中老年人的需求；分散的活动对公共文化工作者的能力要求较高。

2.2.3消费内容

该文把个体之间存在互相博弈和竞争的文化活动概括为对弈式的。在阜阳乡村地区，有一种老少皆宜的双人对弈游戏。根据描述，它具备象棋、围棋等的许多要素。具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