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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冰心《超人》

《超人》写于五四运动落潮期，发表在1921年4月份出版的《月报》第12卷第4号上。这一时期北京的社会状况，用的话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新青年》和《新潮》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O至一九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这个时期，青年们曾经的那些昂扬的激情已经消退，热烈的运动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虚空的苦闷，许多青年从乐观救世急遽地变为悲观恨世，从悲观恨世再跌入厌世自的灭顶之灾，于是“自杀者日众”成为了当时常见的怵目惊心的现象。有的青年洁问道:“这样纷乱的国家，这样黑暗的社会，这样萎的人心，难道青年除了自杀之外，还有别的路可走么?”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家，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非常敏感，在北京这个“寂寞荒凉的古战场”上，她的责任在于唤起这类青年的“新的活力”。《超人》及其主人公何彬的创造，就基于这一目的。这也是冰心在“人生派”的大旗下，积极为人生的表现。

《超人》在当时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赞扬推崇者以矛盾为代表，作为第一个读者兼编者的他，曾化名“冬芬女士”在小说末尾附加《冬芬附注》，说“雁冰把这篇小说给我看过，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矛盾的话体现出相当一部分人对《超人》的观点——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动人力量。与之相对的则是成仿吾，他在《评冰心女士的超人》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对《超人》一文的批评，指出小说的诸多问题。我个人较为认同成仿吾的观点，在这里就详细说明我对《超人》这篇小说的看法。

一、冰心对真正解决青年的烦闷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成熟。

冰心自己说道：“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何况旧社会旧家庭里，许多真情实事，还有比我所说的悲惨到十倍的呢。”冰心本意是想要起到“医治社会”的作用，然而有人却说:“冰心女士不是位医院的大夫，只是一位看护妇”，给予病人只是一些暂时缓解痛苦却不能救人于根本的慰安。而且，由于她专注于心灵世界的探索，主人公思想的转变并非由于现实社会的影响，而是借一点点现实的契因，主要是在主人公自己的思索中完成的。“超人”何彬即是“听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便顿悟了人生。并且，促使何彬顿悟的人竟是由一个十二岁的禄儿完成的，如此深奥的哲理由不谙世事的孩童道出，似乎是不符合其身份的。

二、过分注重思想观念的宣泄而忽视对小说技巧运用。

冰心急于把自己的思想加在笔下的人物身上，而不是让人物自然流露自己的思想，这种席勒式的书写使人物失去了自己，仅仅是作者笔下一个傀，既扁又平。在《超人》中，人物的动作描写是缺失的，冰心思想的表达并没有通过对人物的行为动作的描写徐徐地暗示，而是将高深的思想借由平常人之口直接传达出来，不免给人以简单说教之感。正如成仿吾在《评冰心女士的〈超人〉》一文中所指出的:“她的作品一个共通的大缺点，就是“都有几分被抽象的记述胀坏了模样”，作者认为这是她“偏重想象而不重观察的结果。”

三、冰心“爱的哲学”的牵强与幼稚。

小说的题目《超人》是很新奇，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冰心笔下的“超人”何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冷”:心肠是冷的，住房冷的，眼光也是冷的。

与冰心同在文学研究会的李石岑认为:“尼采以为怜悯是超人的大禁物。超人是尽量以‘冷酷’二字对待人类的。‘我的兄弟们!你们不曾发现我所宣传的新法则么?新法则就是冷酷。’这是尼采鞭策人类的金言。因为凡是价值的创造者没有不冷酷的。”非常明显，冰心笔下的“超人”何彬完全合乎李石岑所描述的“超人”性格与形象。但是，“冷酷者”何彬并不是尼采本人对“超人”的设想。尼采曾明确地称“超人”是一种理想、一个幻影或一种理想人格的象征，他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超人”是“我的沉睡在石头里的一个影像，是我的一切图像中最美的图像”，是“万物中最宁静、最轻盈者”，是“一个影子”。由此可知，冰心笔下的何彬，与其说是“超人”，不如说是读了几句尼采的话就生搬硬套的悲观厌世者。实际上，冰心小说《超人》的主题是以基督教“爱的哲学”来反对尼采的“超人”哲学。“爱的哲学”是冰心的“问题小说”中用以治疗青年的精神危机的灵丹妙药。冰心从童年到青年时代一直得到丰厚的母爱抚慰，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和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又饱受基督教博爱思想的熏陶，这些经历使她认为世界的真理就是甚至只有“爱”。其实，这种“爱的哲学”如果不比尼采“超人”学说更虚幻，至少跟尼采的“超人”学说一样过于理想化。冰心为了反驳尼采“超人”思想而强行推出“爱的哲学”，反而使这篇小说显得牵强与幼稚。夏志清曾经这样评价包括《超人》在内的冰心的“问题小说”:“这些小说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