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重整中债转股定价机制法律问题.docxVIP

破产重整中债转股定价机制法律问题

一、破产重整中债转股的法律框架与制度定位

（一）债转股在破产重整中的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85条，债权人会议可对债务人的股权调整方案进行表决，为债转股提供了程序基础。同时，《公司法》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规定，为股权结构调整提供了实体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发布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0条明确，债转股方案需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强调定价机制的公平性。

（二）债转股的法律性质与功能定位

债转股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合同变更行为，具有债务清偿与权益重构双重属性。从司法实践看，2019年长航油运重整案中，债转股比例达24.82%，成功化解债务67亿元，体现了其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功能。但需注意的是，债转股并非债务豁免，而是将债权转化为具有不确定性的股权收益，其定价机制直接关系到债权人利益保护与企业重整成功率。

二、债转股定价机制的核心法律问题

（一）定价依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质疑

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债转股定价的具体标准，导致实践中存在估值方法混乱。例如，在东北特钢重整案中，审计机构采用清算价值法确定每股0.45元，但债权人主张采用持续经营假设下的收益法估值。这种争议源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15条对“公平合理”原则的模糊表述，缺乏可操作性细则。

（二）定价程序的程序正义困境

根据对2016-2022年50起上市公司重整案例的统计分析，仅38%的案件披露了独立第三方评估报告。部分案件中（如*ST厦工重整案），管理人以“时间紧迫”为由省略评估环节，直接参照停牌前股价定价，涉嫌违反《资产评估法》第2条关于法定评估的规定。这种程序瑕疵可能导致债权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64条提起撤销之诉。

（三）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制度漏洞

在重庆钢铁重整案中，普通债权人的转股价格为3.68元/股，但重整后股价长期低于2元，造成债权人实际损失率达45.6%。这种现象暴露出现行制度缺乏对转股后股权价值保障机制，与《民法典》第6条规定的公平原则存在冲突。

三、债转股定价机制的法律规制路径

（一）完善定价标准的法律层级体系

建议在《企业破产法》修订中增设专门条款，明确区分正常经营价值（GoingConcernValue）与清算价值的适用场景。参考《国际估值准则》（IVS105）第30条，规定持续经营企业必须采用收益法为主的多维度估值方法，并强制披露敏感性分析报告。

（二）构建多方制衡的定价程序机制

应建立“管理人提议—债权人委员会监督—法院审查”的三层程序架构。具体可借鉴德国《破产法》第225a条，要求对估值差异超过20%的方案启动二次评估程序。同时引入金融监管机构的专业审核，如证监会《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18条提出的证券交易所问询机制。

（三）强化债权人救济的司法保障

对于定价显失公平的案件，应允许债权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87条提出强制批准异议。在司法审查标准上，可参考美国判例InreColtexLoopCentralThreePartners,L.P.案确立的“最佳利益测试”原则，即转股后债权人获得权益不得低于清算条件下的受偿比例。

四、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的比较分析

（一）美国“绝对优先权规则”的借鉴

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29(b)(2)条，债转股定价必须遵守绝对优先权顺序，即次级债权人不得先于优先债权人获得股权。这种制度设计在安然公司重整中得到成功运用，其核心经验在于通过法律强制力保障不同层级债权人的定价参与权。

（二）日本“事业再生ADR制度”的启示

日本2007年《公司更生法》修订后引入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ADR），要求债转股方案必须获得2/3以上债权人同意，且反对者可申请第三方调解。据统计，采用ADR的案件平均重整周期缩短至9.2个月，较诉讼程序效率提升40%。

五、债转股定价机制改革的现实挑战与突破

（一）国有资产评估的特殊法律约束

在涉及国有企业的重整案件中（如盐湖股份重整），《企业国有资产法》第55条规定的核准程序与市场化定价存在冲突。2022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关于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评估结果需报国资监管机构备案，这种行政干预可能导致定价机制偏离市场规律。

（二）金融债权人的专业能力失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金融稳定报告，商业银行持有的不良债权占比达63%，但其缺乏股权投资管理能力。建议参照英国“坏账银行”（UKAR）模式，建立专业化的债转股持股平台，并通过《商业银行法》修订赋予持牌机构特殊股权管理权限。

结语

破产重整中的债转股定价机制，本质上是债权人利益保护与重整效率价值的法律平衡。当前我国亟需在《企业破产法》修订中构建层次分明的定价规则体系，强化程序正义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