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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整治中农民“弱参与”现象分析

摘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然而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农民“弱参与”现象突出，影响了治理效能。基于“制度—利益—认同”的解释框架，在此框架下研究发现：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异化、环境治理与农民个人利益链接出现断裂以及农民对于环境整治政策及实施主体的认同不足，三者合力共同形塑出当前农村地区人居环境整治农民“弱参与”现象。依据该解释框架的分析基础，我们认为构建农民积极参与的路径，应从制度建设、利益搭建、认同培育三个维度展开，即以“村民理事会”为起点推进制度建设、构建“环境—农民”的相关利益圈、重建村庄认同体系。

关键词：弱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农民参与；文化认同；项目制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2096-5982（2024）06-0050-08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已然成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农民既是环境生态提升的直接受益者，也是环境整治的重要主体。无论是从政策角度还是农民生活本身来说，人居环境整治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但是在实地调研中，却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环境整治甚至演变成一场以农村基层政府为主体的演出活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陷入了一种“政府强推动、农民弱参与”的困境。（1）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无疑是一场利国利民的项目，但是为何农民对此却表现得被动消极？这是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分析农民环境治理“弱参与”现象成因、探索治理之道，事关乡村振兴顺利实施的大局，这已经成为了乡村治理实践亟待解决的共识性问题。

关于农村环境治理中为何会出现农民“弱参与”现象，学界给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下面分别进行梳理陈述。

第一，制度失效视角。制度失效视角是一种偏向外部的解释视角，重点在于阐释外部结构失效与制度变革的内生逻辑。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更是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载体。但是，有研究指出，当前我国的基层治理出现“行政强势、自治弱势”的非均衡现实形态，村民参与自治的责任感越来越弱，甚至出现了“自治空转”现象。（2）在基层治理行政化趋势下，“行政代替自治”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3）与此同时，纵观我国环境治理70多年历史，可以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受单位制、科层制等制度的影响，人居环境治理呈现一种“拼凑式”样态，影响了治理效能的发挥。（4）

第二，利益解释视角。利益解释视角是一种偏向内部的解释视角，重点在于分析理性农民的行为选择。其代表性理论是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理论。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理论认为，农民生存在相对脆弱的村落环境中，会通过对评估自身拥有的生计资本状态来组合支配生计资本，产生生计策略转变意愿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5）一般而言，环境治理的空间场地主要以公共空间及半公共空间为主。环境治理的公共参与显然也属于公共事务的范畴。公共事务超出乡村个体与家庭范畴、对乡村居民产生影响的事务，因其与社区的公共利益相关，需要在社区层面达成治理的共识。（6）但是吴理财的研究显示，在经典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下，农民为了实现个人利益，会在采取行动前进行利益与损失“算计”。（7）这样一来，公共事务收益的公共性和成本投入的私人性成为了悖论，环境治理共识难以达成，集体行动就会面临破产。利益解释论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今天，对于讨论环境治理农民弱参与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第三，生活主体视角。这一视角着重关注农民和政府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因所处的主体视角不同，所做出的行为选择有所区别。日本学者鸟越皓之在参与研究琵琶湖水环境治理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生活环境主义”理论。（8）“生活环境主义”关注生活者的主体性，主张通过尊重、挖掘并激活当地人智慧，让当地居民积极参与到环境问题的解决进程中来。（9）国内有研究者在该理论的基础之上，分析我国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主体性问题。有学者指出，现有的环境治理具有明显的技术专家偏好，脱离了地方性经验知识，自上而下的环境整治模式忽视了农民的主体性，这是农民不积极参与对他们有利的环境整治活动的根本原因。（10）也有学者指出，农民和地方政府对于人居环境的认知差异有着较大冲突，农民将人居环境视为日常意义上的“生活世界”，而地方政府则将其视为“整治对象”，这种主体认知差异和互动冲突是造成农民不愿意积极参与环境整治的原因。（11）

第四，环境关联视角。环境关联视角着重关注特定空间人与环境的关系，侧重于从整体来理解环境治理中居民“弱参与”现象。人类学家英戈尔德提出的“栖居视角”对理解人类与地方环境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思考、感知、记忆和学习等过程必须在人类与环境相互关联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研究。正是通过具身心灵或具心身体的活动，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