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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下的历史

摘要：贺萧所著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具备很多标签：女性史、口述史、地方史、社会主义建设史。然而，它真正的不同凡俗之处在于，照亮了那些被隐藏在历史的“地平线”下方的部分：来自以往被认为是“无历史感”的群体的、被忽略的和被隐蔽的事实。在书中，“社会主义话语”的化合与变异、女性的彰显与隐伏、记忆的错位与折叠，都沿着她对陕西关中地区农村老年妇女的口述记录的分析徐徐展开。该著既体现了口述史“拓宽历史范围”之用，对历史传统所内在固有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又与西方将近一个世纪的记忆研究的传统相接续。

关键词：贺萧；历史主体；记忆；农村妇女；农业集体化

中图分类号：D442.6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2096-5982（2024）06-0033-06

如果以对自身话语的建构、表述和传播能力作为“地平线”的分野，那么历史也许可以被分为地平线上的与地平线下的。尽管这个分界是模糊和隐约的，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以往官方的历史叙述更多带有权力技术的痕迹：“有目的地选择某些历史材料，圈定其天然具有客观性质，然后据此串联图解出一幅带有终极目标的普遍前景。”（1）然而，历史不单单是那些显露在地平线上方的部分。一个特定群体在特定历史时代的氛围和心境，底层鲜有人注意的琐碎生活、心态情感、文化观念，都属于那些藏匿在地平线下方的、被遮蔽的事实。当我们重新发掘这些部分的时候，才发现历史也可以是动情的、多样的和充满歧义的，而那些远离话语中心因而被默认为“无历史感”的群体，在细致耐心的引导和技术工具的扶持下，也有成为历史主体的可能。这正是贺萧在《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的历史》（2）（以下简称《记忆的性别》）一书中所做的工作。

该著是记忆研究的代表作。记忆研究的地位自1920年代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理论以来逐渐凸显。在中国，其本土性体现在：对特定群体（特别是农民）“在革命与宏观历史变迁背景下日常生活的状况、改变以及他们对于这些经历的感受、记忆、讲述和理解”（3）。这一叙述方式的形成，来源于学者们的核心关切：国家在场、底层立场和制度变迁。（4）贺萧立足于陕西关中地区农村妇女集体化时期日常生活的口述史材料，聚焦于对这一历史背景下国家效应与地方事件、男性本位与女性主体、官方叙述与集体记忆的讨论，并关注这些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主义话语”的化合与变异、女性的彰显与隐伏、记忆的错位与折叠，在对这一群体的生命历程和记忆图景的追溯中徐徐展开。

一、化合与变异：“社会主义”的国家话语和地方性知识

仅仅依靠官方文件、领导人著述、指令和政策汇编，我们当然也能还原出一部社会主义的历史，但当社会主义前面加上更多细节和限定词，如“中国早期农村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时，情况便发生了变化。需要看到，“社会主义”不仅是一套来自中央的制度构思和话语表征，而且是与之相应的运动/事件在诸多实体性区域发生的事实和机理。然而，这些发生、拓展和延续的机制，可能是自有其理的。其“理”不仅与国家话语相接，更涉及到丰富的、官方文件未曾陈述的“地方性知识”（5）。

贺萧在《记忆的性别》一书中，多次呈现了国家指令和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微妙关系。毋庸置疑，地方有其独特的思想资源，而当这些思想资源与来自上层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话语相遇，就可能发生冲突或者交融，化合或者变异。并且，二者之间的互动是丰富而充满可能性的：国家指令可能实现对地方性知识的遮蔽和改写，地方性知识也可能构成对国家指令的涵化和扭曲，甚至可能成为最终摧毁宏大公共工程的、一个潜在的不易察觉的因素。但不论是哪种情况，均构成了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之在地实践的一部分。这些被挖掘的知识，使得“社会主义”生动、鲜活而具体。对此，作者提供了很多有趣的例子。国家指令在这一互动中胜出的，比如“有关妇女被长期束缚在家的故事”取代了那些真实的、妇女被迫走出家门和颠沛流离的细节。在三四十年代陕西关中地区的真实历史里，女性并非被束缚在家庭空间内，她们需要外出去耕种、去出售纺织品、去乞讨。但这种对妇女们身体上的流动性的认知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和赋权。相反，国家为了建构一套“反封建”的叙事，刻意构造了“禁锢”与“解放”的对举：在相关表述中，将这一时期的妇女囿于狭窄的内闱，让妇女们“学会将自己过去的故事错记成是一个生活封闭而不是一个得不到保护的故事”（6），从而实现了对部分历史事实的遮蔽，和对地方性知识的改写。

另外一个案例，曹竹香的故事，则细腻刻画了地方性知识是如何参与对国家指令的编织和塑造，并使之发生偏移的。曹竹香是关中地区的著名劳模，1918年生于农家，24岁成了寡妇后没有再嫁，1949年被选为村妇女主任，之后先后获得了劳动模范、合作社社长和党支部书记以及“五朵银花”等荣誉。（7）但这一充满了“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形象表征，却是建立在她的“寡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