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民族理论是否可能？.pdfVIP

赫尔德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20世纪末对应于全球化浪潮，民族主义的

兴起如压弯的树枝的反弹（伯林语）。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在20世纪90年

代也与国学、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并起，成为90年代的四大主义之一。

本文的目的在于初步提出问题：在中国问题的语境之中，自由的民族理论是

否可能？而自由民族理论的建设，与中国宪政理论或政制理论的建设是一种怎

样的关系？

一民族、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

民族、民族性，以及民族主义，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类

型的文化人造物。“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

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会’过程中自发地粹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

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他们就会变的‘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

他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地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

政治和意识型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1]民族“是一种想像的政治

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像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想像的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

中古之后，基督教信仰逐渐，各种思潮乃以其他符号或事物取代上帝的位置。

自由主义是个人，社会主义是社会，民族主义则是以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取代

上帝。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像形式，它源於人类意识在现代性过程中的

一次深刻变化。

使这种想像成为可能的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条件，首先是认识论上的先决条件，

即中世纪以来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所发生的“根本变化”。这种人类意识的变

化表现在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这三者构

成的“神圣的，层级的，与时间终始的同时性”旧世界观在人类心灵中丧失了

霸权地位，人们于是开始想像“民族”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断时间的”

的共同体。新的时间观即华特。班雅明所说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而18

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像形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像共同体提

供了技术的手段”，因为他们的叙述结构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依循时

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而这恰好是民族这个“被设

想成在历史之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的准确类比。民

族想像的另一个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是“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

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却富有爆炸

性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与方言性的“印刷语言”的兴起，而以个

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而形成的特殊主义的方言－世俗语言共同体，是“民族”

的原型。

民族具有两副面孔。由公民组成的民族是民族国家民主合法化的源泉，而由

民众组成的天生的民族则致力于促使社会一体化。公民靠自身的力量建立自由

而平等的政治共同体；而天生同源同宗的人们则置身于由共同的语言和历史而

模铸的共同体中。民族国家概念包含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即平

等主义的法律共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2]民族国家的成就在于，

它同时解决了这样两个问题：即在一个新的合法化形态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

更加抽象的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3]

民族主义的经典定义是：“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4].伯林概括民

族主义的四大特征是：坚信归属一个民族的压倒一切的要求；构成一个民族的

所有成员的有机的关系；保持某一种特殊的信仰、追求某一种特殊的政策、服

务于某一种特殊的目的、维持某一种特殊生活的一个理由、或许是最有力的理

由，就是这些目的、信仰、政策、生活是“民族的”；最后，在诸多争夺权威

或忠诚的竞争者中，民族的诉求是至高无上的。[5]民族主义是一元论的，一种

完备性学说。阿伦特认为民族主义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民族成员与公民，所以损

害了多样性。

阿克顿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一种他称为“民主理论的产物”，另一

种他认为“属于自由理论”。“这两种民族主义的观点分别对应着法国和英国

的学说，实际上代表着政治思想中对立的两极，它们仅有名称上的联系。”[6]

在阿克顿看来，源于民主理论的民族主义并不能真正解决民族主义的问题。而

自由的民族理论则“倾向于多姿多彩而不是千人一面，倾向于和谐而不是统一；

因为它不想随心所欲地进行变革，而是谨慎地尊重政治生活的现存条件；因为

它服从历史的规律和结果，而不是服从有关一个理想未来的各种渴望。统一论

使民族成为专制和革命之源，而自由论却把民族视为自治的保障和对国家权力

过大的最终限制。民族统一牺牲了私人权利，却受着各民族联合体的保护。任

何力量都不可